新加坡經歷新冠疫情兩年多之後，防疫措施逐步放鬆，進一步吸納香港及區內外的投資、金融、財富管理業務和人才，經濟迅速復甦，短期間內取代了本港，成為繼紐約和倫敦之後的全球第三大國際金融中心。新加坡政府的管治模式和前瞻性，再度成為本港熱點議題並加以比較，這不難理解。早前，筆者相隔兩年舊地重遊，引發不少感觸，希望就此行的若干觀察，化為文字，冀豐富相關討論。
港自詡國際都會 卻容不下國際級書店
筆者首次踏足新加坡是40年前，當年香港作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各方面稍微領先新加坡。但2021年數據顯示，新加坡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為72,794美元，大幅拋離香港的49,661美元，估計今年兩者差距會進一步擴大，新加坡已儼然晉身全球和區內的第一世界先進國家行列。至於市容整潔和美侖美奐及繁華程度，香港更難望其項背，這是最為令人感觸和引起反思的。
第二，香港雖不斷強調自身是「國際都會」，但就連一家國際級大型書店看來都容納不下。一個國際大都會是否要擁有至少一家大型國際書店，這是此行的第二點感觸。在新加坡期間，筆者5次到訪設於當地繁華地段烏節路的紀伊國屋書店。該書店最大的吸引力之一，是陳列了當前全球熱門政經書籍，而這些書籍鮮見於香港，或只能網上訂購，又或要再等一會。部分筆者購入的書籍如下──
1. Susan L. Shirk, Overreach: How China Derailed Its Peaceful Rise（暫譯《國力的透支：中國如何脫離了和平崛起軌道》）；
2. Josh Chin & Liza Lin, Surveillance State: Inside China’s Quest to Launch a New Era of Social Control（暫譯《監視國度：處身社會控制新時代的中國》）；
3. Chris Miller, Chip War: The Fight for the World’s Most Critical Technology（暫譯《晶片戰爭：全球最關鍵科技的角力》）；
4. Sharri Markson, What Really Happened In Wuhan（暫譯《武漢曾發生事情實錄》，其中較多討論的是事件「風眼」，即武漢病毒研究所）。
這些書籍大部分都是新近出版，內容相信有助讀者能更立體地掌握這些熱點話題不同維度的前沿資訊。書店面積達3.8萬平方呎，號稱東南亞地區最大的書店，顧客人數可觀，除年輕人外，對例如上述政經書籍有興趣的，看來不少是退休專業人士、學者和外地遊客，出售的還包括日文、台灣、法文和德文書籍。
作為一個外向型國際城市，不難想像新加坡無時無刻面對着國際和區內局勢變化。高素質的資訊和政府及市民對此等資訊重要性的認識，相信是造就其優勢的一項因素。香港是否有需要在這方面急起直追？
星洲執政黨積極面對反對派與直選
第三，新加坡對反對黨派與直選的積極取態。新加坡雖然一直被視為實行威權和專制管治，但執政的人民行動黨仍要定期面對直選挑戰，以及在國會面對反對黨的政策建議和質詢。誠然，我們可能看過不少有關新加坡反對黨被壓制，以及政府在例如劃分選區時舉措不公的報道，唯執政黨看來仍以其長期政績及在國會中的辯論取信於國民，卻是不爭的事實。
這次在新加坡，筆者於報章和YouTube看到政府及反對黨，在國會就碳稅率應否與經濟掛鈎、調整財政儲備投資回報貢獻（Net Investment Returns Contribution）上限等議題的辯論，都是以數字和理念為基礎，不流於偏激。在11月16日的新加坡《聯合早報》，更刊登了一篇題為〈別以為行動黨會一直執政〉的文章，行動黨指的是執政人民行動黨，作者吳俊剛是前新聞工作者及行動黨前國會議員。
該文表示，好一段時間以來，包括李顯龍總理在內的新加坡政治領導人，一再向國人發出「預警」，不能假定人民行動黨必定會贏得下一屆大選並繼續執政，他們最近在國會就此問題做出了一次「明確和有別於以往的闡述」。他們要傳達的主要信息是「如果只是基於狹隘的政黨利益考量，那很簡單，就是想盡一切辦法打擊反對黨」。
但作者續稱，李顯龍表示，站在黨的立場，「他的職責是確保行動黨盡最大能力把新加坡治理好，由此保持人民的委託」；同時，站在國家領導人立場，李顯龍認為他有「另一層重任，那就是要盡可能做到新加坡的民主政體能夠持續健全發展，有效操作，不管未來哪個政黨當家作主，都能保持高標準，確保新加坡能得到一如既往的善政和良治，不至於走向衰敗，讓前人辛苦建設的成果付諸東流」。誠然，香港並非一個國家，情况有別，但在政策制訂和落實過程中，在制度上吸納不同聲音與制衡，是否完全不妥？
香港市場經濟政策 是否走過頭？
第四，政府為國民中央公積金收益率下限包底。今年以來，特別是由於香港和內地股市持續大幅下滑，香港強積金帳面人均損失至少5萬元，這對本港低入息者而言，打擊尤為嚴重。新加坡的措施是為跌破3%的收益率包底，提供補貼，這對於穩定民心提供多一重保障。我們的所謂市場經濟政策，是否走過了頭？
筆者此行就香港與新加坡施政比較，更接觸到一些較為激進的觀點，曾被問到，如果新加坡的施政事無大小，都要問准強鄰馬來西亞和印尼，新加坡經濟能有今天般繁榮嗎？這是否又是另一個毫無意義的敲問？事實上，上述問題不禁同時引伸對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的準確實施問題。再者，雖然新加坡施政不需要事事「問准」馬來西亞和印尼，但其施政卻是充分考量與後兩者在社會制度、生活方式、宗教和種族上的差異，避免衝突和爭取互惠雙贏。
再度強調──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與新加坡難直接比較，回歸以來事實亦證明，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對香港及國家有利，早前公布的中共二十大報告亦對此再度確認。到底怎樣才是準確拿揑、不過頭？以上是筆者此行的若干感觸和思量，是為記。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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