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和「大國不亡」的邏輯|鄭永年

新型冠狀病毒疾病在全球範圍內的擴散，無疑是對各國方方面面的一個大檢驗。影響各國抗疫成效的因素很多，包括制度、動員能力、人財物的可得性、老百姓的文化和生活習慣等等。不過，有一個因素非常重要但經常被忽視，那就是國家的規模。

與小國或中等國家相比，大國抗疫不見得是最有成效的，但大國是最有韌性的。大國動員不易，在初期都會出現一定程度的亂象（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但一旦動員起來，通過內部因素的不同組合，大國韌性就開始顯現，形成一個自給自足的系統，不太容易受外在環境變遷的影響。小國和中等國家則不同，小國如果存在一個有效政府，動員容易，抗疫容易顯示成效。不過，中小國家內部韌性差，如果疫情持續，弱點就暴露出來。更嚴重的是，一旦外在環境變化，中小國家很容易成為孤島。

比較一下中國和歐盟的抗疫就可以理解這一點。冠病自中國武漢爆發，向其他省份和世界各地擴散，所以控制武漢和湖北成為抗疫成功的最為關鍵。為了遏制湖北疫情，中國的舉國體制發揮了關鍵作用。中央政府協調對湖北進行援助。中央政府在2月上旬成立了省際「對口支援」醫療救治工作機制，統籌安排19個省份對口支援湖北省除武漢以外的16個市、州、縣級市，組建由醫護、管理、疾控專業人員的支援隊伍。外省援助湖北醫療隊達到344支、共4萬2322名醫護工作者。

封城、封小區、封路、斷航，在很短時間內建設兩山（「雷神山」和「火神山」）醫院，所有這些都是各方有效協調的結果。雖然期間出現了中央與地方之間、地方與地方之間的一些矛盾（例如一些地方扣留運往其他地方的口罩），但因為中央集權制的存在，這些矛盾很快得到糾正。

部分歐洲國家成抗疫「孤島」

歐盟的情形就不一樣了。歐盟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大奇蹟，它是由主權國家結成的政治單元。通過經濟、社會、政治等方面的整合，不管從哪方面來說，歐盟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一些人稱歐盟是「新帝國」。不過，因為歐盟本身不是主權體，協調成員國的權力非常有限，這些年更開始衰退。英國的脫歐不是偶然，而具有必然性。這次冠病疫情對歐盟構成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很多成員國變成了無助無援的「孤島」。

在歐盟，儘管人們都知道必須各國合力應付病毒全球大流行，歐盟議會早期也強調團結的重要性，但隨着疫情在歐洲的大規模擴散，各主權國家之間就出現嚴重的矛盾和糾紛。歐盟各國領導人為了滿足本國人民的需求，無法按照歐盟的諸多框架行事。法德兩個歐盟最大的國家雖然口頭上表示團結，但都出招確保口罩等防疫裝備留在本國。法國出政令變相「充公」全國口罩，以防止囤積居奇。德國不僅禁止口罩等醫療裝備出口，而且扣留了運往瑞士、奧地利的口罩。

意大利駐歐盟大使馬薩里（Maurizio Massari）3月10日撰文，題為「意大利需要歐洲施援」，公開抱怨歐盟各國見死不救。文中提到，雖然意大利已經通過歐盟民事保護機制向歐盟救助，但沒有成員國響應歐盟委員會號召，為意大利提供口罩等醫療裝備，只有中國施援。他坦言，「這對歐洲團結而言並非好事」。等到中國的援助物資3月12日抵達意大利後，歐盟委員會加緊向德法施壓，要求兩國修改法令，兩國最終依照歐盟的要求行事。

只有中國援助塞爾維亞

意大利還是歐盟內部的大國，較小國家的情況更加糟糕。塞爾維亞就是一個例子。3月15日，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發表電視講話，宣布塞爾維亞當即進入緊急狀態。武契奇強調，困難來臨之時，我們不能寄希望於歐盟，唯一會向塞爾維亞伸出援助之手的只有中國。

除了物資，歐洲各國相繼封關，也加深了它們之間的隔閡。德國對接壤的奧地利、瑞士、法國、盧森堡和丹麥的邊境實施臨時管制，招來法國的不滿，法國總統發聲明譴責部分歐盟國家單方面實施邊境管制。

大國在抗疫方面所顯示的優勢和力量，使人想起了近代一段時間經歷過的「中國不亡」的大討論。近代中國被西方力量打敗，一部分精英人物尤其是知識和政治精英，對國家失去了信心。其中「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胡適是典型例子，他曾宣稱「中國不亡，是無天理」。他在《信心與反省》進一步解釋，「今日的大患在於全國人不知恥，所以不知恥者，只是因為不曾反省」。

在很大程度上，很難說胡適的話只是「憤青」式的表現。在每一次危機來臨的時候，政治和社會的各種亂象的確會給人一種「國將不國」的感覺。這次冠病疫情暴發之初所暴露出來的問題，使得一些人感覺到怎麼會有那麼多的弊端存在，從個體、組織到體制，從地方到中央各個方面，似乎沒有一個環節不存在問題。因此，抱怨聲充斥了整個互聯網空間，造成一波接着一波的輿情危機。

但是，一旦意識到問題之所在，整個國家就開始動員起來，就進入了本文開頭所描述的舉國體制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這個模式也是歷史上經常出現的模式。這裏，如果把「中國不亡」換成「大國不亡」就更容易理解大國在應付危機過程中的優劣和最後「不亡」的道理。人們可以從以下幾個角度來討論。

為什麼「國家不亡」呢？

第一，面臨危機，大國動員很慢。如果不能動員起來，就有可能「亡國」；一旦動員起來，就能顯示出巨大的能量。歷史上，一旦朝廷面臨危機，開始時總是眾口難調，異常地混亂，好像沒有人負責似的，任形勢一步一步地惡化。這個時候，知識人的批評，民間的叫罵不斷，恐慌流傳，更強化着人們的悲觀失望感。

但因為國家大，人口基數大，總有人會在危機之際站出來，高呼一下，形成龐大的力量拯救國家。這些人既可以來自體制內的「改革派」，也可以來自體制外的「革命派」。如果體制內的「改革派」獲勝，就叫「革新」、「復興」或「中興」；如果是體制外的「革命派」獲勝，就叫「改朝換代」。

這裏須要區分一下「朝廷」和「國家」兩個概念。明末顧亭林（顧炎武）說，朝廷可以亡，但國家不會亡。滿洲人入主中原後，整個中國就亡了，但顧亭林說，一個「國家」的興亡是小事，「天下」興亡才是大事。他這裏所說的「國家」，指的是政府的政權，或者「朝廷」；他所說的「天下」，指的是民族和文化。因此，他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到了近代，梁啓超也很清楚地區分了「朝廷」與「國家」，「朝廷」可以興衰成敗，但國家並不是朝廷的國家，是大家的國家。

其實，這也是人們所說的，中國文明是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的原因。朝代興亡，但國家並沒有滅亡。為什麼「國家不亡」呢？

錢穆先生在1971年出版的《中國文化精神》中說：「依我個人論，我已經過了七十之年……在此七十年中，便有人說過，『中國不亡，是無天理』。但生命中有感情，便是一『天理』。我將獲一句話說，『中國人不愛中國，則是無天理』。世界各民族都如此，不是只有中國人如此。」

那麼大的一個國家，在危機面前，什麼樣的人都會有，漢奸、投降派、「帶路黨」、告密者、貪生怕死者、消極悲觀者、冷嘲熱諷者、打打殺殺的「義和團」者等等。也正因為那麼大的國家，只要錢穆先生所說的「國家情感」這一「天理」的存在，總會有偉大者或英雄在危機時刻登高一呼的。

第二，國家規模大，太大了就難以征服。中國的元朝和清朝，分別由蒙古人和滿洲人統治，用近代的概念來說，是整個國家成為了「殖民地」。不過，這種「殖民地」和近代形式的「殖民地」剛好相反。近代以來的「殖民地」意味着宗主國用自己的方式統治被其殖民的國家和社會；至於蒙古人和滿洲人，他們最後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方式，而採用中國的方式來統治中國，他們自己的文化被中國所消化，他們也成為了中國（文化）人。

一些學者認為，元朝和清朝的統治者認識到自己的文化（文明）比漢人的落後，所以放棄了自己的統治方式。這種說法毫無道理，蒙古人和滿洲人是想堅持自己的統治方式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堅持了下來（例如清朝的兩套制度，針對滿人和針對漢人的），但因為中國之龐大，實在很難有效地用自己的方式來統治，所以不得不放棄而採用漢人的統治方式。

近代以來，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但中國之大，沒有一個國家可以侵吞整個中國，中國演變成為毛澤東所說的「半殖民地」。李鴻章就是利用了列強之間在對華問題上的利益衝突，在中國的土地上展開了他的「大外交」，對列強「分而治之」，避免了中國成為單一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

大國的「東方不亮西方亮」效應

第三，正因為國家之大，在危機時期，就會有「東方不亮西方亮」的效應。中國猶如整個歐洲，或者說是具有一個強有力主權中央政府的歐洲。這裏至少具有三個結果。

其一，一場危機發生了，不至於所有的省份都發生危機，總有一些省份是好的。

其二，因為具有一個統一的政權，沒有危機的省份可以支援危機省份，富有省份可以支援落後省份。當代中國一直實行所謂的「對口支援」，這個實踐一直是中國的傳統，歷史上都是如此。例如，歷朝歷代，政府稅收大多數來自幾個富有省份，政府一直扮演着區域之間的「均貧富」功能。

其三，即使人為的政策錯誤也很難覆蓋到整個國家。天災造成的危機不可能具有全國性，而人為的錯誤則是有可能成為全國性的。不過，因為中國之大，一個政策（無論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的執行和落實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無論對中央政府還是對地方來說，都具有「試錯」性質，不斷產生糾錯的機會。只要掌權者不那麼固執己見，一錯再錯，一個錯誤就很難產生全國性的影響。像「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全國性政策錯誤，便是領導人個人過於固執己見、一次又一次失去了糾錯機會的結果。

中國歷史上分分合合，「分」的時間實際上比「合」的時間更長，但為什麼「分」沒有成為常態，而最終還是回到「合」的狀態呢？除了錢穆先生所說的「國家情感」這一「天理」的存在之外，人們最終選擇中央集權制下的大一統國家，國家規模所帶來的巨大利益和福利便是一個重要因素。在存在一個強大中央政府的前提下，不管發生什麼危機，最終都能應付過去，回歸常態。

大國有大國的問題，大國可以問題百出，但大國吸收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也不是一般國家所能比擬的。不過，人們絕對沒有任何道理為大國規模所帶來的優勢而沾沾自喜，不求進步。例如，傳統意義上的「朝廷亡，國家不亡」是遠遠不夠的，因為每一次朝代更替，帶來的生命犧牲和社會經濟代價是巨大的。人們必須通過各種體制的改革，來實現「朝廷不亡」。同樣，政府應付危機的最初能力必須大幅度提高。每次危機發生之初，如果政府能夠及時有效地應付，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減少甚至避免生命的犧牲和社會經濟的損失。無疑，這些也是今天中國國家治理制度改革的任務。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英國諾丁漢大學終身教授，中國問題專家。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學士、碩士，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獲取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一麥克亞瑟博士後研究基金，前往哈佛大學做博士後研究。先後出版專著十餘部，在《比較政治研究》、《政治科學季刊》和《第三世界季刊》等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主要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係研究，主要興趣或研究領域為民族主義與國際關係；東亞國際和地區安全；中國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國家轉型和社會正義；技術變革與政治轉型；社會運動與民主化；比較中央地方關係；中國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