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是否文明崩毀的先兆？

隨着疫情趨緩，各國陸續加快尋找走出困境的途徑。在疫情最初的恐怖漸漸消散之際，一個更大的挑戰是渡過生死危機之後，如何恢復社會的元氣，重新啟動戛然停止的經濟。從目前世界情況看來，各國應對疫情的措施不同，走出危機的路徑也不一樣。中國宣稱已經戰勝疫情，要求各地迅速復工，但經濟運行不同於政治運動，以領導人的個人意志為轉移。在全球化的當下，國際經濟停頓，疫情仍在蔓延，強行復工很大程度上只能是一廂情願。同中國大落大起的封城隔離措施相比，歐洲實行了完全不同的封城政策，軟封城與逐步解禁相銜接，將解禁與恢復生產結合起來，目前看來比較有序，但經濟恢復前景卻極不明朗。而實際上，不僅是經濟，疫情之後的整個社會前景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未知數。

後疫情時代 如何看待新冠疫情

怎樣走出疫情的衝擊，人類至少可以有兩種答案：一種是將疫情看作是一個偶然事件，躲過疫情後的人類必須全力以赴讓世界回歸「正常」，停擺之後的經濟的當務之急是回歸原有軌道。另一種答案是將疫情看作是一場空前巨大的經濟、社會、人文、生態的全面危機，面對如此危機，必須提出整體性的應對之策。在這一認識框架下，需要抓住疫情衝擊提供的機緣，汲取教訓，全盤反思，積極改革，爭取建立一個能夠持續和更具韌性的新世界。無疑，後一種答案散發出理想主義的光彩，着眼於將疫情的衝擊轉化成推動再造社會的力量。從法國看，封禁期間，雖然人們足不出戶，但思想不僅沒有被關進牢籠，反而找到了飛翔的動力，以至於最近關於後疫情世界的想象和行動建議五彩紛呈，目不暇接。

在有關後疫情世界的想象世界中，除了左右兩派都希望將此次疫情變成推行各自意識形態的機會之外，生態主題佔有壓倒性的地位。而在生態轉型、保護氣候的大框架下，一支以崩毀學（collapsologie）為旗幟的思想潮流尤為引人注目。2015年，法國兩位名不見經傳的年輕學者塞爾維涅（Pablo Servigne）和斯特文(Raphaël Stevens)發表《全盤崩潰是如何可能的》一書，第一次在法語世界系統闡述了文明徹底崩毀的可能性。作者宣布，文明崩毀的前景不再屬於烏托邦想像，而相反，相信人類現代文明可以一直發展下去才是烏托邦。同時，作者第一次使用崩毀學這一名稱來界定關於文明毀滅的研究。當然，研究當代文明的崩毀並不始於此書。法國知名綠黨人士，前生態部長科什（Yve Cochet）便於2011年創立動量研究所（Institut Momentum）致力於研究文明崩潰、人類世、反增長等主題。比較有意思的是，科什早在2005年就預測文明大廈將傾，並於2019年在其新書《面對崩潰》（Devant l’effondrement）中將崩毀時間設定於2020至2050年。

從崩毀學看現代文明

在崩潰學者看來，文明崩毀絕非宗教意義上的人類文明的毀滅，這裏的文明特指人類現代工業文明，崩毀則指現代工業文明因其不可持續必然在某一個時間點上開始坍塌。這個崩毀實際上是工業文明總危機的大爆發，是地球生態系統的總崩潰。不過，表現形式在各地則未必一樣，也許快速而劇烈，也許有一個漸進過程。但結果是人口大規模死亡，文明成果幾乎喪失殆盡。不過崩毀是現代文明的崩毀，並非人類徹底滅亡。科什將文明崩毀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崩毀之後，還有殘存與新生兩個階段。文明崩毀導致人口銳減只剩下20到30億。經歷20多年的戰爭、瘟疫，飢饉之後，人類終將2040年左右從苟延殘喘中漸漸走出來，生機有所恢復，但工業文明已經一去不復返，此時的世界將是一個無汽車，無飛機，無電能因而也無互聯網的時代。

崩毀學強調必然和全盤兩個關鍵概念。前者指現代文明的崩毀的必然和不可避免性，這使他們與當今大多數生態主義者以生態轉型為手段補現代文明之天的信念和追求大相徑庭。後者則指所謂文明崩毀一定是文明大廈的系統坍塌，而非局部事故，無論如何嚴重的局部事件，只要不會引起整個大廈的動搖就不能看作是文明坍塌的前兆和開始。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本次全球性的新冠疫情則可看作是一個影響整體的事故。《全盤崩潰是如何可能的》一書作者塞爾維涅指出，此次疫情是「全人類的一次心肌梗塞」，它預示着整體崩潰危機正在向我們襲來。

文明崩毀論在西方並非一個全新的話題。一戰時期斯賓格勒將文化看作是生命有機體而預言西方文明注定沒落，20世紀英倫史家湯因比以其文明興衰史觀論述文明的興起與解體。不過無論是文明的興衰枯榮還是文明的周而復始都不能同當代的文明崩毀學等量齊觀。文明崩毀學較為著名的思想先驅也許是美國生態及地理學家戴蒙德（Jared Diamond），他2005年推出影響頗廣的《大崩壞：人類社會的明天》一書，以復活節島文明的覆亡為例，提出文明的崩潰與否，在於人類社會如何選擇生存方式。戴蒙德的睿智是他將文明興衰同生態系統掛上了鈎，提出了文明對資源的依賴問題。不過，戴蒙德雖然站到了傳統的文明崩毀論與當今的文明崩毀學的交界處，但其關注的重點仍然是文明的存與亡。文明崩毀學則是以當代文明必然崩毀為前提，研究崩毀如何到來。正是從此角度，塞爾維涅向我們提出了嚴峻的警示：此次新冠疫情是「全人類的一次心肌梗塞」。難道科什的預言已經應驗？當代文明真地已經開始坍塌，崩毀已經開始？

原刊於《明報月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陳彥

法國巴黎索邦大學歷史學博士，中歐社會論壇創始人及執行主席。曾任法國國際廣播電台中文部主任，法國政治與思想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曾執教於法國里昂第三大學、巴黎東方語言文明學院、巴黎第七大學。法國L'Aube出版社《Penser avec la Chine》（同中國一起思考）叢書，北京三聯書店《法國當代思想新論》叢書主編。 2005年獲評《南風窗》「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近著：《氣候變化與綠色轉型》金城出版社（主編）2015、《城鎮化​​：中國與歐洲》金城出版社（主編）2013、《民主與烏托邦》三聯出版社2013年北京、《認同與全球化－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悖論》（主編）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中國的覺醒－改革以來中國思想演變進程》、《穿越中國當代思想世界的旅程》（法文）；譯著： 汪德邁《新漢文化圈》江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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