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對教育的影響

今年香港出產130名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簡稱IB）狀元，我的母校聖保羅男女中學就有13名IB狀元，創歷屆新高。筆者於2018年有幸成為IB狀元，當時聖保羅只有6名IB狀元！

IB多狀元  教學質素未必水漲船高

有意見認為，IB狀元數量上升是因為疫下學生減少參與課外活動，所以騰出更多時間讀書。這種說法不無道理，但筆者認為最主要原因是IB於疫情期間調整了考核模式與評分準則，以免受疫情嚴重影響的學生（例如清貧子弟）難以考取與其能力相稱的成績。

具體而言，IB容許學校選擇沒有公開試的考核模式，學校只需要提交每位學生的預期分數（predicted grades）和專題研習報告（internal assessments），IB的考官便會根據這兩項資訊計算學生的最終成績。根據歷屆的經驗，學校提供的預期分數一般會稍微高於學生於公開試考取的成績，所以透過預期分數計算學生的最終成績會導致向上的偏差（upward bias），令更多學生成為狀元。

不過，疫情下依然有不少學校選擇需要應考公開試的考核模式。然而，由於有學校於疫情下難以完成整個課程，IB將評分準則大幅放鬆。例如，以往的學生一般需要80分才能考取高階數學（Higher Level Maths）的最高評級7級。今年的學生卻只需要69分便能考獲7級的成績。

當然，我們不可忽視新冠疫情對學生的負面影響，也不應抹煞學生為了克服疫情的重重困難所付出的努力，但IB狀元數量上升確實未必反映教學質素和學生能力有所提升。

大學教學質素跌  網上考試反激發學生思考

2020年3月，英國疫情變得嚴峻，各大學紛紛展開網上授課。網上學習的確有不少優點：一、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學習速度調節講課（lecture）視頻的回放速度，亦可以在準備考試時重播過去的講課；二、網上的學習資源一般較手寫的學習資源更容易整理。

然而，我始終認為全面網上學習令大學的教學質素下跌。以牛津大學的經濟學輔導課（tutorial）為例，參與課堂的2-3名學生一般可以輪流在白板上書寫自己的答案，然後與導師討論並修改（關於輔導課的詳情，請參考〈懷疑與學問——牛津輔導制親體驗〉）。

網上學習開始後，經濟學系將輔導制改成大約8名學生一組，由導師在鏡頭前書寫每題的答案。這樣的填鴨式教育固然便捷，但我溫習時便發現自己對學科的理解變得薄弱，需要加倍努力才能達到疫情前的學習水平。由此可見，面授輔導課激發獨立和深入的思考，有效加深學生對學科的理解，非網上學習所能取替。

當然，牛津、劍橋以外的大學一般只有大約10人一組的輔導課，師生在課堂中的交流亦少於牛劍，所以疫情的負面影響相對較小。不過，有其他大學的朋友告訴我，網上的輔導課窒礙了師生的討論，影響學習。因此，教學質素下跌應該不限於牛劍。

相反，網上考試卻成功激發學生獨立和深入地思考。再以牛津大學為例，過去的實體考試不容許學生攜帶任何筆記，變相鼓勵學生努力背誦大量的資訊。疫情後，牛津將大部分考試改於網上進行，並容許學生在考試期間參考自己的筆記，因此學生不再需花費大量時間背誦，反而能在溫習期間更深入思考應考的學科。

此外，有鑑於這種開放考試形式令學生更容易考取高分，包括牛津在內的不少英國大學均改變了出題模式，摒棄了「某某經濟學概念的定義是什麼」這些較為直接的考題，加入更多需要獨立思考的問題，亦提升了試卷的整體難度，從而激發學生更深入地探究學術課題。

頂尖大學不動如山  網上學習將無遠弗屆

展望未來，雖然新冠疫情短期內改變了所有大學的教學模式，但若新冠疫情消退，牛劍這類頂尖大學有可能回歸傳統的教學模式。首先，頂尖的大學一般都有小班教學（例如牛劍的3人輔導班和哈佛的10人研討會），而面對面的小班教學比各種形式的網上教學更能促進師生間的積極交流。

此外，上文提到的開放式考試雖然有助激發學生思考，但亦令作弊變得容易，筆者就聽聞有人在大學和中學的考試請人代考。再者，頂尖的大學永遠不缺報讀的學生，因此缺乏誘因推動任何翻天覆地的改革。

然而，不少普通的大學在疫情期間出現嚴重財赤，不得不革新教學模式以吸引學生報讀。例如，疫情期間不少大學在Coursera、EDX和Udemy等提供更多收費的網上課程，這些網上課程的收費一般遠低於面授課程，有效吸引各地學生報讀（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2020）。

以往推動網上教學的最大障礙就是龐大的啟動成本，但疫情期間大部分的大學已經購買了支援網上教學的科技並聘請了相關的科技人才，減低了將來再推動網上教學的邊際成本，令普通的大學也能加速發展網上教學。若網上學習在大學裏變得更普遍，中學乃至小學也會相應地調整長遠的教學模式（而非為了在疫下教學而短期應用科技），最終掀起一場教育界的數碼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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