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50年圓桌會 議造神和裙帶風

 

毛文革（1966—1976）爆發50周年，北京禁止集會議論，台北則冷漠，只有香港的大學舉辦研討會、演講會。

 

 

1月8日，中文大學文化研究所和大學研究服務中心主辦毛文革50周年的公開演講會。美國之音報道此事，稱是「中國領土上首個文革50周年研討會」，突顯香港言論自由和面對「歷史教訓」的制度優勢。

 

8日演講會前，先有6日的「以史為鑑論文革圓桌討論會」即專家研討會，論文的宣讀者和評論人，均為毛文革史專業研究者。討論會在中大文化研究所會議室舉行，未對外開放。 

 

參與圓桌討論會的，除主辦機構代表外，有來自北京的清華大學教授秦暉、北大教授印紅標、南京大學教授申曉雲和毛文革研究者李遜、何蜀；來自美國的徐友漁、林達、宋永毅、丁抒、陳意新、王復興、周孜仁；來自法國的潘鳴嘯；香港的丁望、余國良等。來自大陸、美、法者，大都是1950年代出生、經歷過毛文革。

 

西人有美國史坦福大學教授魏昂德（Andrew G. Walder）、香港大學教授馮客（Frank Dikotter），都能說流利的中華國語（普通話）。《炎黃春秋》原編輯丁東在深圳海關被截留，不能來港出席。

 

 

宣讀的首篇論文，是徐友漁的〈文化大革命是什麼？〉，從宏觀層面分析毛文革的爆發原因、標誌性事件、紅衛兵運動、社會影響。徐氏是原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著有《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大出版）等。

 

馮客的論文〈毛澤東與個人崇拜〉，論述毛文革的政治鬥爭、個人崇拜的造神運動、愚民政策造成的社會災難。

 

林達的〈文革背景淺說〉，述評「身份罪群體」在毛時代特別是毛文革時受到的迫害乃至殘殺，稱這是「納粹時期和文革時期的基本共同待徵」。

 

所謂身份罪群體，是指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黑五類），在毛文革期間備受折磨甚至遭到屠殺。林達引述文稱，1954—1975的前四類「一千多萬消失了」，而猶太人在希特勒時期的死亡數是600萬；1966年，北京郊區大興縣農村，被殺害的地、富及家屬325人：「年齡38天至80歲，22戶被殺絕。根據目擊者回憶，其中的馬村在村內東、南、西、北四方設四個監獄，分男老、男壯、婦女、兒童四監，另設一個刑場，隨捉隨入，隨提隨審，隨殺隨埋。」

 

魏昂德教授宣讀論文〈毛與四人幫〉，筆者是論文的評論人。

 

他分析毛文革發動的背景、依靠的力量，展現歷史的大輪廓。

論文的要點，筆者歸納為三項：一，效忠群：毛妻江青、中共高層官員林彪和康生、陳伯達、周恩來；二，主要依靠力量中央文革小組；三，毛文革發動的原因；四，發動的四個步驟。觸及黨內大規模的政治清洗，整頓官僚體系以革委會取代，毛文革中的裙帶風；也涉及動員群眾形成群眾運動（如紅衛兵運動），以監督官員忠於毛。

 

正如論文宣讀人的分析，毛文革的發動，確獲江青和幾個要員的擁護和賣力。他對於文革小組的成員、扮演的角色、群眾運動，有全面的述評，讓讀者了解毛的動員策略和文革小組的重要性。

 

 

不過，他如果把其它很接近毛的政治勢力列入述評，則可能更能幫助讀者。 

 

除了江青集團（江和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中央文革小組之外，還有三類政治活躍分子不能忽略：一是毛的親屬、親戚，如侄子毛遠新、女兒李敏和李訥、親戚王海容（王季範孫女）、王曼恬（王海容姑母）等；二是毛身邊「特殊的女同志」（親密女友？），如謝靜宜（外傳是謝富治女兒並不可靠）、張玉鳳；三是1980年拙著《華國鋒評傳》分析的「第三勢力」（註1），這批壯年實力派，介於江青集團（江集團）和周恩來老幹部集團（周集團）之間，效忠於毛但不滿江青的極左言行，與周集團有錯綜複雜的關係（默契），代表人物是華國鋒、紀登奎、吳德和軍方的李德生、陳錫聯、汪東興等。 

 

在1971年林彪事件後，特別是1974年毛半醒半迷糊狀態下，毛遠新、張玉鳳的角色更為重要。中共元老陳雲說：「1975年冬，來了個聯絡員，一個娃娃，毛主席的意見由他傳達，政治局開會由他向毛主席匯報。」（註2）他又說，連葉劍英那樣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也見不到毛。

 

關於周恩來的角色，是與會者頗有興趣的話題。筆者認為，周不同於林彪、康生、陳伯達，不應將他與後3人併為同一類。

 

不少人說周是毛身邊的長期幫兇，筆者不贊同此說，他實際也是毛文革的受害者。一方面，他要對毛表忠，以保持權位、避免老幹部集團崩潰；另方面，他利用既有的權位，盡可能抵制江青集團、減少極左的禍害。陳雲說，他在毛文革初期的國務院機關，抵制「早請示晚匯報、打電話先念語錄」的造神，又說：「沒有周恩來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後果不堪設想」。

 

1974年「批孔批周公」以後，周已是「醒悟」者，在重病中與江青集團抗爭，扶持葉劍英、鄧小平。他同葉劍英與江青集團的迂迴搏鬥、與第三勢力的某種程度默契，積累了政治資源。這是葉聯合第三勢力華國鋒和汪東興、在毛死後推倒江青集團（1976年10月事變）的基礎。

 

 

筆者的評論人發言，提到宣讀論文者引述文獻的小錯：表一〈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變化〉末：「資料來源：中共中央組織部（2000年，第10卷，第61—62頁）」；其中，中共中央組織部是出版物的編者，不是書名，書名是《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李銳主編）；卷數是「6」，不是「10」。

 

表中的姚文元，並非是上海盧灣區委宣傳部副部長，他只當過這個宣傳部的理論教育科科長，職級更低。另一本由中共中組部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屆中央委員大辭典》（頁956），有他的履歷。這都是大部頭的官方文獻出版物。

 

這些文獻的小錯，或是研究助理核查文獻之失。

 

論文述評康生的部分，提到康生在1950年代「僅在地方上擔任領導職務」，「1960年代初，毛將康生召回北京」。

 

這段敘述與事實有出入，康生因病長期休養，1957年恢復管事：以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身份，主管中共中央黨校（校長楊獻珍）；1958年6月起，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組長陸定一），小組是政治局下面的高級協調機構，他在小組中主管思想理論和中央黨校。《中國共產黨歷屆中央委員大辭典》（頁291）、《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5卷頁71）有相關的記錄。

 

中央黨校馬仲揚的〈康生的「發展」論與現代迷信〉（刊紅旗半月刊1980年9月第18期，頁23—27），對康生早在1950年代後期神化毛的活動、後來對毛文革的影響，有精要的述評。

 

此文提供的史料，證實神化毛的政治動員，早在1958年就由康生推動，並非論文寫的1964年由林彪發動才開始。此文是研究毛文革歷史值得細讀的參考文章。

 

 

註1，丁望《華國鋒評傳》，明報月刊出版（香港，1982），頁193—218。

本書英譯版Chairman Hua: Lead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由加拿大麥基爾／皇后大學出版社（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出版，日譯版由新泉出版社（東京）出版。

註2，陳雲文選1956—1985，頁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