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價值觀|程介明

本周繼續探討「文化」，進入筆者認識的「文化」第五個層次：共同價值觀（Shared Values）。前面四個層次是「語言與文物」、「禮儀與慶節」、「英雄與隱喻」、「行為準則」；後面還有兩個層次——「基本假設」與「思維模式」。什麼叫價值觀？首先在這裏介紹筆者經歷的一個例子。

1996年，筆者在港大教育學院院長第二屆任上，應該還有一年半才卸任。5月中，忽然收到John Willett從哈佛打來的電話。John是我在港大念碩士早一年的師兄，也是我念物理教學證書時的教學助理，在史丹福念了博士之後，在哈佛教育研究院任教，成為數量分析的著名教授。在電話中說，他們那裏負責國際教育的，一個過世了、一個病了、一個提前退休、一個被Berkeley挖去了，整個領域成了真空。問我有沒有可能到哈佛任教一年。

那對筆者頗有吸引力。但是院長的公務在身，於是寫了一封電郵，給學院全體同事：「您們選我出來的，我的任期還未屆滿；現在遇到這樣的邀請，徵求您們的意見。」同事們踴躍回信。有趣的是，所有的外籍同事，眾口一詞：「你應該去。」「要是我，肯定去。」「還用猶豫嗎！ Do you think you have a choice？」但是大部分的華裔同事，卻不以為然：「人家會覺得你很不負責任。You will be seen as very irresponsible！」

孰輕孰重價值取捨

我猛然認識到，原來在這關頭，個人趣向與集體責任，其間的取捨，人們會有如此的差異。而這個差異，又與人們出身的社會文化有那麼大的關係。

筆者不期而然覺得，這親身經歷的文化差異，是一種價值觀的差異；也就是對於價值的觀念——什麼有價值？什麼沒有價值？而價值觀的表現，不在「有」與「沒有」，「1」與「0」之間，而是價值的比較——什麼東西的價值較高？什麼東西的價值較低？是孰「取」孰「捨」，孰「輕」孰「重」的分別。

價值觀不一定是文化的影響。同樣的種族、社會、文化，人們都可以有不同的價值觀。同樣在香港，有些人樂善好施，有些人一毛不拔；朋友之間，有些人很有義氣，有些人很勢利；對孩子，有些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出風頭，有些則希望孩子埋頭努力……但是上述的例子，明顯與人們出身的國家、種族有關，其實是社會文化背景的影響。因此稱之為「文化價值觀」，也就是帶着文化特點的價值觀。在一個文化裏面，可以說是「共同價值觀」。

也在差不多同一個時期，因為UGC要加強學術成果的產出，政策收緊，大學請來了英國一位工程學的教授，我們都叫他「小人」教授（那也是英文名字的直譯）。翻查每一名學者的學術記錄。聽說有30多位同事，被邀請吃「肥雞餐」，也就是「金握手」，給一筆錢送你提前離職。傳過來的消息，所有的外籍同事，欣然接受。華裔的同事，卻大都斷然拒絕。後者幾乎一致認為，不管給多少錢補償，被辭退是一種羞辱，難以接受。有兩種反應不奇怪，但是其出身的社會文化背景，竟然是一個如此明顯的分界線。這也是屬於文化差異的表現，也是價值觀的不同。

同一事物觀念各異

後來因為在哈佛開了有關文化的課，收集的例子就更多了。筆者的班裏面，50-60人左右，往往來自20-30個國家。他們提出的例子，豐富了我對不同文化的認識。其中最引人深思的，還是文化價值觀的差異。有一位大個子美國青年（姑稱為Alfred），在日本工作了14年，在最初的幾個月，認識了一位能講英語的日本青年（姑稱為Youichi）。兩人工作後常常一起吃飯喝酒，假日一起娛樂，無所不談，成為摯友。直到有一天，有了這麼一段對話：

Alfred︰「Youichi，我真慶幸有了你這樣真正的朋友。」

Youichi︰「對呀！我也慶幸有你這樣的朋友。我的英語進步了不少！」

Alfred即時感到愕然。他相信Youichi是真心地把他當摯友，但是又為Youichi對友誼的「功利主義」闡釋，無法釋懷。Alfred說，在日本生活久了，愈發覺得Youichi是真心的。所謂「真心」，是有文化價值觀作內涵的。不能用一種文化裏面的價值觀，去評判另外一種文化裏面的價值觀。

說到日本。有一位哥倫比亞教師學院的日本學生，在江蘇農村收集數據之後，因為發覺懷孕滯留香港，在筆者家住了幾個月。她母親來探望，千多謝萬多謝，自然帶來了許多典型日本精美包裝的禮物，臨走說：「希望您們的女兒將來懷孕，我能夠為她做同樣的事。」深受感動之餘，總覺得有點怪怪的。反正我們不會這樣想，也不會這樣說。

禮物，曾經引起哈佛的熱議。中國開放改革以後，到美國留學的學生愈來愈多；哈佛更是許多家長心儀的學府。收生辦公室經常收到來訪的家長的禮物。他們感到很為難，因為按規矩，是不准收受禮物的，以避免「利益輸送」，間接或者直接形成賄賂。但是中國人家長總是要對方收下，有時候盛意難卻，家長甚至沒有留下姓名。收生辦公室結果只好重訂規矩，增加靈活性。

價值雖異和而不同

因為準備哈佛那個課程，就逐漸發覺，我們的周圍，充滿着這一類文化裏面的價值觀差異。很多問題，一碰上，馬上出現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屢見不鮮。在大學，60-70%是非華裔同事，平常工作非常融洽；碰到有文化價值觀差異的事情，大家也見怪不怪，不怕各自維持自己的觀念，但又不傷和氣。大學的多元氣氛，就是這樣形成的。多次聽過外籍同事說：「我到過許多地方，這是唯一使我覺得自己不是外人的地方。」這種氛圍，來之不易。香港，一個國際城市，就必然會有各種文化背景的種族共處。其實各自帶着自己的文化價值觀。一個成熟的國際城市，會容納各式各樣的文化價值觀。不以文化價值觀的差異為忤，而且以擁抱多元的文化價值觀而自豪。這不是香港一直以來引以為傲的「核心價值」嗎？

念過管理學的朋友，大概都會聽過Geert Hofstede。這位荷蘭學者，從研究大型跨國公司的僱員開始，探索各種族類員工的work-related values（與工作有關的價值觀），是比較少見的大規模的跨文化比較，比較的就是文化價值觀。他對價值觀的解釋，是有關「善與惡」、「乾淨與骯髒」、「美與醜」、「自然與不自然」、「正常與不正常」、「合邏輯與不合邏輯」、「合理與不合理」。非常簡潔。其實，總括來說，就是「對與錯」。

關於文化的論述，以前的幾個層次，從語言……到行為，都是可以看得見的，比較少爭議。但是論到價值觀，是人們腦袋裏的，就會有不同看法。之一，是以往盛行的號稱馬克思主義，認為價值觀只有階級的分別，沒有「抽象」的超階級的文化價值觀；持這種觀點的，已經很少。之二，把文化價值觀的概念，說成是「相對主義」，也就是說價值觀一定有對與錯，怎麼能把不同的價值觀不論對錯、平等看待？

之三，不相信有共同價值觀這回事。說德國人與法國人有文化價值觀的差別，難道每一個德國人的價值觀都有別於每一個法國人的價值觀？上述的Hofstede在他的經典著作“Culture’s Consequences”的導論，有很好的闡述。在每一個「文化」裏面，價值觀都很可能是統計上的正態分布（鐘形曲線normal distribution），也就是有一個比較聚攏中央的趨勢。但是把兩個不同的文化比較起來，雖然裏面的個人會各各相異，群體的中位數還是不一樣的。是一個統計分布的差異，而不是說每一個文化裏面的人都只有同樣的一個價值觀。因此，說「共同價值觀」，嚴格來說，是一個統計概念。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程介明

香港大學榮休教授，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歷任教育學院講座教授、教育學院院長、副校長、校長資深顧問；並曾任學生宿舍舍監18年。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國家教育行政學院等客座教授；1996至2006年哈佛大學教育研究院任訪問教授。曾任中學教師、校長；1987年獲倫敦大學教育研究院哲學博士，專攻教育規劃與教育政策。歷年學術著作近千，另有數百在各類國際學術與政策場合的主旨報告。在香港《信報》、《上海教育》與西班牙Escuela撰寫教育評論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