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要怎改，才合新時代？

有見政府公布《二十一世紀教育的藍圖》至今已20年，教育2.1及大教育平台於10月20日舉辦「教育的香港故事──下一章」研討會，回顧並前瞻香港教育的發展；其中一節為嘉賓研討，題目為「從教改經驗再思未來教育的新方向」，由大教育平台導委員會委員戴希立主持，嘉賓有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教育2.1首席研究員程介明、鄭州大學首席教授李榮安、番禺會所華仁小學校長陳岡、畢馬威中國新經濟市場主管及生命科學主管（香港區）朱雅儀。內容撮寫如下，此為上篇：

戴希立：香港教育有何值得傳承？

李榮安有很長時間在新加坡，頗了解新加坡發展。梁卓偉在醫學院擔任院長，大家都認識他的，但他也曾在政府做過，對於政策運作其實頗熟悉。陳岡比較特別，做完中學校長後做小學校長，相信這個對整個教育體制有比較前線的經驗。Irene（朱雅儀）就不屬於教育界，不過小朋友就正在讀書，但她在KPMG（畢馬威）做過一個調查有關人力、學生出路、香港轉型的問題，對於我們討論學生轉型的問題很有幫助。程介明教授大家都很熟悉，環遊全世界，我想他對教育都很認識。那我們正式開始，不浪費時間。

我想將討論分為三節時間，第一節我想拉闊一點，因為如果大家看那本書（《香港教育改革與發展透析》），其中我想提到李越挺前處長（前政府教育署署長）曾經描繪過，香港近50多年的教育發展，回歸前他簡單用六個字去說：「先發展，後改革。」回歸後兩任特首就解決了兩大改革與發展的問題，一個是衝頂，即大專教育與大學教育改革；第二個是補底，即幼兒教育與基本教育的補充。但對於未來，他提出了三點，我覺得挺有趣的。他第一個問題是要突破、要解決多元出路，即梁生（梁錦松）也提過這個問題，還有大學收生的問題；第二個問題是要解決學生的壓力？因為現在壓力揮之不去。但要解決這兩個問題，還有第三個問題要解決，解決教育規劃。對不對呢？

現在我們希望有三個回合的討論。第一節是看看歷史方面，香港有何優點需要發揚與傳承。事不宜遲，我們先說說我們過去30、40年香港的教育在世界上有何地方值得總結，是成功與傳承的。李榮安你去過新加坡，新加坡經常盯着我們，我們也經常盯着新加坡，你可否說一下自己的看法呢？

李榮安：2000年教改是大刀闊斧

我很幸運，我不單在新加坡工作過，也在澳洲悉尼大學工作過，我的國際經驗亦為我帶來很多正面經歷。在不同地方，現在我在大陸工作中，在不同地方工作時，也有很多神奇的事。香港是一個那麼小的地方，他們對香港的教育很重視、尊重，常常問：「為何你們做得到？」譬如我在新加坡，我就很幸運，與教育部很緊密地工作，經常與他們開會，不時閉門開會，部長就經常問我：「榮安，你們那個小六升中試，是如何廢除？」我就說：「當時阿松（梁錦松）帶着三頭馬車做了很多諮詢，很多人不滿考試有壓力，政府便漏夜廢除（小六升中試）。」「吓，這樣也可以？」因為他們要做feasibility study（可行性研究），做了很多諮詢，但很多人在小六升中試中是既得利益者，如何令既得利益者放棄他們利益呢？社會裏當然有很多、很多矛盾，他們用了很多時間去處理。

回顧香港2000年的教改，其實是很大刀闊斧，而且我覺得是挺vision-driven（從視野出發）。譬如覺得考試不對的話，廢除。覺得那些學科的界限太牢固，於是引入KLA（八大學習領域），引入Integrated Humanities（綜合人文科），即刻引入，說了做便做。然後是Reading to Learn（從閱讀中學習），這些都是很新的概念，而負責的官員、教育界的同工，其實覺得國際是這樣的趨勢，我們去做就做了。其實沒多想行不行。在新加坡就不停想行不行，所以至今還是沒什麼改動。但我們已經改完了，不停在改，數之不盡，我們覺得要做的便去做。還有香港是個很奇怪的地方，是社會上反對聲音很強烈，不停在罵政府，但不知為何政府又不停改革，也做到了。即是在反對、責罵聲中都仍然雷厲風行地改革，這是我覺得香港最厲害的事。

梁卓偉：聯招若不報收生分數，會有大轉變

Anthony（梁錦松）提出兩個問題讓我們去答。第一個問題是，他說大學收生其實是一枝指揮棒在座其實許多中、小學的校長，他就說：「大學這枝指揮棒，其實不單是指揮棒，我是樂團指揮，其實這是魔術棒，不是指揮棒。」因為它令中、小學，一路到幼稚園、幼兒園，以至胎教。現在胎教也有補習社，還上了市。其實定了很大程度，我們在整個教育鏈，或者過程、內容、方式。我非常同意。剛才Anthony說，不如叫UGC（教資會）不要看大學DSE收生分數高低，不要求大學上報分數，沒有KPI（關鍵績效指標），那就自然無事可鬥，亦不用擔心撥款加減。

其實我覺得不只不應上報，我也參加過UGC的工作，其實UGC不怎麼看數字，但你問人家（大學）取，人家以為你盯得很緊。第二是不只規管架構，若聯招辦事處也不公布大學課程收生平均分，幾乎可預料一、兩年內大學的收生安排，很可能有翻天覆地的轉變。我讀過四間大學，其中有兩間容許人選擇計GPA（成績平均積點），或者不計。有三種計法，第一是做auitor（旁聽），第二種是pass or fail（合格或不合格），第三種才是計GPA。我與很多同學的感受是，只要是計pass or fail，完全不計GPA的話，壓力一掃而空。所以我覺得收生方面，是要將整個incentive structure（獎勵結構）的誘因取走，不要報分，Don’t ask, don’t tell（不問取，不公布），你就會看到很多有創意的事會發生。

最近大學在做招生開放日，我們大學（香港大學）稍後亦會做。媒體、家長，每人總會問學科收生多少分，一般課程主任，包括我的同事，都會以四個字作line-to-take（統一口徑），一個擋箭牌，這個擋箭牌是什麼呢？「擇優而錄。」即是不告訴你。為何不告訴你呢？正正是剛才Anthony所說的問題，看看所報課程的收生分數高或低。其實錄取哪個考生，是看裏面將會得到的平均分數是多少。這個其實是彈弓手。所以我覺得可在我們的指標做一些工夫，亦連諮詢都不用做，只不過不公布，有些情況是行政做得到，讓一切回歸教與學，如何為學生做多一點增值。

陳岡：老師需要空間面對改變

我覺得香港教育過往30、40年最大的優勢，就是教師的承擔感與承擔能力，因為比許多國家的教師制度，我們教擔特別重，我們制度內絕大部分是津貼學校，沒有公務員或者其他教師所有的保障，但同時教育改革是說：「世界變了，所以教育也要變。」現在我們看到這十多年還有一點是，世界變革不按常規，但因此而產生的教育變革，反而還經常倚賴常規的平台。這是有問題的，因為這影響教師的承擔感與承擔能力能否全面發揮。那些還按照常規而做的教育改革，包括很倚賴公開試成績的大學收生、倚賴小學生考試的中學收生的制度。這一方面要發展，政府撥款予學校或補加人手的制度，又如師訓裏大專院校每年派人到學校實習，你回看當年我接受師訓，你主科是什麼，你實習表現就看你主科在課室裏的教學表現，20多年後依舊如此。所以有校本課程的推行等，都令原本教擔重的教師，更要負擔這些事。

我覺得成功的教育制度，在別的國家，社會是信任老師。如果我們相信老師的承擔能力，為何有國際評核那麼好的成績，老師背後一定有很大的功勞。但現在評核背後，學生不開心、壓力大。而教師面對改變，其實是要空間或方法，容許老師面對世界改變、學生有成績之餘，能如我小時候沒有壓力的年代一樣開心。這裏需要空間。如果倚賴常規的平台去改革，就很難釋放空間出來。所以我想我們愛惜、信任我們的教師，教擔輕了，是否意味變懶了？其實他們不知多麼渴望去做課程改革，去更加迎合學生的需要。他們渴望與教育界以外的專業人士協作。舉例說，想推行與STEM有關的校本課程，很苦惱，都不知道何處找到與食物科技有關的IT人才可以配合到學生的需要去推行課程，既配合香港發展，又能迎合學生興趣。如果我們有個計劃，香港最需要將來做創科的人員，年輕一代是可經過半官方的中心將這些技術人員借調，配合學生的STEM課程，他們有最前線的經驗。老師不用再盲摸，老師這數十年來的承擔能力、願意為學生付出的能力，便再有空間讓他們突破發展。

朱雅儀：企業需要多元人才

我不是教育界，所以不敢妄下評論，或者從商界角度說，也在行內很多年，而且我在香港、加拿大也曾讀書與工作。我們身為專業機構，收取很多大學生進來，有一半同事是25歲至35歲之間。我們看得到招募與大學收生類似，招收什麼樣的學生進來幫助我們業務發展。剛才提到，香港那麼久以來，很頂尖那班學生，其實是很精英的。

我就覺得如果比較香港與加拿大，香港學生的工作態度是很積極。香港還有一件事很好，操守很好。可能受香港文化影響。但操守有何影響？當你面對客人經營的問題，他們會很積極想辦法協助客人，不會只回看以前有否做過這類項目，不會一成不變。我們有很多海外客戶與同事，其實我覺得香港的勞動人口，是很addicts（投入）的。不是在商業機構做，或與外國交手過，很難察覺這件事。而且香港身為國際市場，訓練得香港人做事很靈活。我們經常說，歐美打個噴嚏，香港就會傷風，我們很受外來因素影響。其實所有香港機構，很習慣應付外來事，訓練到職業水平很高。我們招聘到的香港學生，質素是很高的。但我們亦要帶出一點是，現在很多時商業機構招聘時，共通是公司有一套文化、技術，但招聘回來後通常是某類人。例如我們除了成績好，還有溝通能力好，亦參與很多社會事務，當然是讀會計出來。

但近幾年發覺我們要請的不只是會計，客戶需要的往往不只商業，我們請回來的學生，也有的來自Microbiology（微生物學）、Engineering（工程學），但為何他們有興趣入商科，因為他們希望將所學用諸商科，我們亦覺得有很大幫助。所以我想帶出的是，其實如果機構可多方面吸納多技能的學生，以現時商業模式及世界瞬息萬變，是需要衝擊，很多不同的知識帶進來，衝擊出新思維，所以我們稱之為創新。大學培育人才，也是在於多方面發展。其實我們做商業、資訊服務再厲害，其實說到底我們都是要幫助客戶，客戶所需要的不只是金融服務。

程介明：社會不停分散，香港教育制度亦然

我覺得說社會變了，從我這類20世紀的人看起來，社會是開始有點散。有個問題我到處問，我試過在校長會上問：「你家裏有多少對鞋？」結果被校長抗議：「你應該問我們有多少個鞋櫃？」我想說的是，其實是過量生產，而且現在不是說大量生產，現在整個是個別化、度身訂造，不是分拆市場，所以大機構愈來愈少，小的、扁的、脆弱的。所以對僱員的承擔是少了。因此年輕人對機構的從屬性與忠誠都弱了。現在我們遇到什麼問題呢？學、用非一致，除了醫學院例外，是很大規模的不一致。就算第一份工一致，他也是不斷轉行，但不只如此，愈來愈多有能力的學生不想打工，自己創業，或者有能力打工，打工一、兩年後去旅行，將我們退休人士要去的地方全部去光光。還有些所謂多行業的，兼做數樣工作。看看有些校友名片，也不知道是什麼，他解釋了15分鐘，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但亦有些是自動失業的，不想做。我有個姪兒正是如此，只是不想上班。年輕人的職業觀、人生觀、幸福觀改變了，他不在乎，所以有些人經常轉工，是否對公司不滿？我說不是這個問題，而是整個社會不停分散。也許因為香港是自由市場，我覺得香港教育制度不知不覺在走這條路。

譬如中、小學的校本是很精彩的事。因為政府付錢。為何不是我付錢、不是我話事呢？於是你一定有好學校、差學校。香港有辦學團體，雖然質素參差，但辦學團體一般想辦好學校，何必自討苦吃？剛才如陳岡所說，老師也是如此，最好是上頭給了意見，我照樣執行就行了，但香港老師又不是如此想。當然工作是辛苦了，我也覺得資源是要增加，但整個方向是對的。現在不想上班、對職業沒有強烈歸屬感的，可能是未來的人類，即到時沒有那種保障，那你怎麼生活呢？簡言之，香港的校本觀念，老師希望自行塑造到自己的學習過程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