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與文化差異|程介明

從事教育研究，尤其是宏觀的政策研究，很難避免文化因素。兩周前提到的兩個例子──漢中的課室暖爐、苗族女孩的刺繡──都是由於不了解當地的文化，而以外人的文化框架來判斷另一個文化。世銀認為零下5度是不可忍受的，沒有達到人的「基本需求」（basic needs），因此應該優先考慮；而當地的人卻覺得這是冬天常態，絕對不是當務之急；還有其他更緊急的事情要做。

外來者覺得苗族女孩入學率低，是當地家長落後，風俗保守；但家長擔心的卻是上學影響了刺繡，女兒嫁不出去。都是因為不了解當地的文化，因此作出錯誤判斷，捉錯用神。可以因此提出不符當地文化的政策建議。

認識差異了解文化

但是這種文化的差異，不是人人都注意的。也就是說，不止會不了解，還可以是不屑了解；認為許多事情有絕對的「對」與「錯」。就拿上面兩個例子。看到孩子在零下5度挨凍，就覺得這是不可忍受的，沒有文化元素；若強調文化，那就是不顧國際的標準（benchmark），是沒有保護兒童的人權。穿得暖的人，也許就是不知道穿不暖的人，是怎樣想的。穿得暖的，不能代替穿不暖的人，去做決定。

苗族的刺繡，也有人可以說，「那是一種落後的風俗，女孩子念書是最重要的，念書是女孩子的未來。」這樣一說，就彷彿應該讓苗族的女孩，進入學校，寧願去掉學習刺繡的習慣；為了現代化，也要另找辦法吸引戀愛對象。當時也的確有提議可否在學校教授刺繡；家長說不行，每家的刺繡有自己的傳統繼承，學校教不了。

所以，到一個地方，是否了解當地的文化是一回事，是否有意願去了解當地的文化，又是另外一回事。前者是是否認識的問題，後者是是否尊重的問題。

記得前兩年在澳洲出國一件事，當地的伊斯蘭教徒，設計了包裹身體加上頭巾的泳裝，出現沙灘時，被警察逮捕了。外人很難理解。當時的解釋是，「不恰當的裝束，令人厭惡」。在有些社會，也許相反，暴露身體，才是不恰當。這是大家對於什麼是「恰當」，看法不一樣。在一個文化裏恰當的，到了另一個文化裏，很可能變為不恰當。

若干年前，哈佛大學就有過一個議論：要不要收受中國家長送來的禮物。開始的時候，人們一致對於家長送禮，表示堅決不能接受，因為這有賄賂的含義。後來才慢慢的明白，在中國人來說，送禮只是一種善意的感謝，沒有爭取破格錄取的意圖。但是結果還是禮貌地婉拒，因為很難辨別是謝意還是善意，也怕很難對不同國家的家長，不同對待。（美國常青藤大學都有報答大型捐贈優先錄取的做法，所謂Heritage Giving，那又是另外一個故事，此處不贅。）

文化無知另類愚昧

最戲劇化的故事，是美國Talk Show主持人Oprah Winfrey，打算在印度開展她的節目。頭天，主人家請吃飯。桌上談笑風生，直至上了菜，Oprah不知道如何吃法，說：”I heard some Indian people eat with their hands still.”因為是現場直播，馬上引起軒然大波。男主人笑着說：”We all do! All Indians do!”她說的是：「我聽說有些印度人還在用手進食。」要命的是那個”still”（還在），雖然說得很輕，卻逃不過觀眾的耳朵：隱涵「用手進食」是「落伍的」。主人家也答得好，「我們都這樣！」那是印度的文化！

筆者曾經在一個印度會議的午餐上看到，雖然自助餐的旁邊放滿刀叉，印度的學者大部分都選擇用手。我問當時教育行政規劃大學的校長Govinda，他說：「味道不一樣呀！」（在馬來西亞、柬埔寨，都聽過同樣的答案。）但是他又哲學性地補充：「吃東西，是人與自然界的交往，為什麼要用金屬隔開？」為之語塞。

其實，Oprah的話，不經意地暴露了她的無知。用手進食的人，在世界上是大多數。東南亞、南亞、非洲、南美洲，絕大部分的國度，都是用手進食的。用刀叉是很少數國家的習俗（而且是比較近代的習俗），不過因為殖民的影響，也傳到西化了的城市。Oprah的認知，局限在自己熟悉的文化裏面，到了別的文化國度，就出醜，是顛倒的「出洋相」。

Oprah的引起反感，不只是無知，還因為”still”，含有貶意，即用刀叉比用手先進，看不起人家的文化。筆者有一個信條，一旦研究文化，就要承認文化是無分高低的。

在教育領域，一個頗受人注意的項目，是Jo Tobin等的 Preschool in Three Cultures。出版了一本書，也有視頻短片。研究人員分別在日本、中國、美國，各找了一所幼兒園，錄下他們一整天的活動。由各地的教育工作者互相觀看。這裏舉兩個例子，都是本文化以外的人，難以理解的。

對於中國的幼兒園，日、美教師最不明白的，是到時候孩子們一起排隊上廁所。美國教師說：「大人為什麼要控制孩子的生理行為？為什麼有可能？」

文化對比發人深省

日本的幼兒園，一班30人。研究員問：「30人的班，不是大了一點嗎？」「班小好嗎？」老師答。研究員追問：「人數少一點，不是每名學生就能受到教師更多的注意嗎？」老師卻說：「那也許是。但是孩子的互相交往不是少了嗎？」

最震撼性的，是休息的時候，一名在課上就已經弄古作怪的男孩，對另外一名男孩拳打腳踢，弄得對方哭了。一名女孩去告訴正在批改作業的老師：「他們在打架。」老師回應說：「你為什麼來找我呀？你們自己應該找辦法解決的。」觀看的美國和中國教師都覺得不可思議。中國教師說：「打架是絕對不允許的。」美國教師說：「這是安全問題。孩子要是受傷了，我們負不起這個責任。」

可見，同樣一件事，在不同的國度裏，可以有迥然不同的看法。這就是文化差異。不是用簡單的道理可以解釋清楚的。因為後面有很深層的理念和假設。

筆者對於文化的注意，源於1980年代中，在中國農村做了多個研究項目。發覺有些現象，中國與其他地方，或者是文獻裏的假設，很不一樣。

比如說，當時由於國際機構的要求，去了不少窮困農村。國際文獻，一般認為，一個地方的入學率，與當地的經濟發展程度成正比。照這個道理，愈是窮的地方，入學率就應該愈低。

但是在中國，這種情況並不明顯。窮與富的差別，也許在「辦學條件（硬件）」，也許在教師收入（當年還時有欠薪的），但是入學率一般都頗高，沒有太顯著的差別。令筆者覺得，一定有經濟以外的因素，在推動家長送孩子入學。但是這種情形，在少數民族地區，又不一樣；又進一步把筆者推向文化的探索。

有一次，在浙江做研究。交了中期報告，聯合國屬下的國際規劃研究所，回應質問：「為什麼沒有有關課本的報告？」因為這是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的難題。在筆者的研究過程中，又的確沒有遇到有關課本的問題。

探究一下，才知道，每年都有全國的規定，所有的印刷廠給課本讓路；又在暑假，所有的鐵路優先運送課本。務求開學前把課本送到學校。這背後的文化因素，對於「書」的重視，是其他國家難以理解的。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程介明

香港大學榮休教授，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歷任教育學院講座教授、教育學院院長、副校長、校長資深顧問；並曾任學生宿舍舍監18年。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國家教育行政學院等客座教授；1996至2006年哈佛大學教育研究院任訪問教授。曾任中學教師、校長；1987年獲倫敦大學教育研究院哲學博士，專攻教育規劃與教育政策。歷年學術著作近千，另有數百在各類國際學術與政策場合的主旨報告。在香港《信報》、《上海教育》與西班牙Escuela撰寫教育評論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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