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新聞政治化與通識大煉鋼

我長期在受尊重的知識分子報紙、雜誌工作，很欣賞林行止伉儷尊重教育。早年《信報》副刊每日刊登的「敎育眼」專欄，到九十年代末才結束，是一個堅持讓老師每日分享的專欄。我負責編審的有由教育評議會組稿的「敎育前線」和程介明教授的「教育評論」等專欄，都很有實力，仍有很多人參考。「敎育眼」去年在灼見名家傳媒平台復活，反應非常好，特別有一篇從家長角度講教仔的文章，閱讀人數過萬。作者講述三個兒子有不同的興趣、資質，要找合適的學校幾經周折。這個專欄很受歡迎，能夠把家長、學生和讀者結合，這就可以普及化。

對於近年傳媒處理教育新聞的手法，我感到很失望，很多時都政治化了。例如最近大學的一些新聞不會在教育版出現，反而在政治版看到。月前港大一位副校長在一個學生聚會說：學生須要去大陸交流，否則就不要選擇到港大讀書。傳媒把這番話放在政治版，寫成「港大副校長強迫學生到中國交流」。港大副校長其實是想說，到內地交流有好處，可以認識中國。學生也可以選擇到外國交流，認識世界。港大希望2020年後，能夠讓所有學生都有機會出國。由於講得不夠技巧，被學生上載社交媒體後，引起主流媒體的注意，繼而把新聞做大。

香港近年政治色彩很濃厚，學生對中國的反感被許多媒體放大了。港大壓力很大，副校長立即出來道歉說沒有逼學生一定要到內地交流。校長則在另一個場合表示可以豁免。究竟是必修還是可以豁免呢？大學的信息發放也有點混亂。這些新聞再不是教育新聞，而是變成政治新聞。

現在很多大學都出現這種情況，校內的活動或發言很容易變成政治新聞。月前嶺南大學一個學生辦的音樂會，歌手的歌詞辱罵警察，又變成了重要的政治新聞，整個香港圍繞這件事爭論，最後校長要出來道歉，警告學生不能再犯。早年我看《明報》、《華僑日報》、《文匯報》、《大公報》等，都有很好的教育版，經常訪問教育界最新的教育發展，找好作者談教育，不會把政治滲入其中，也不會把明明是教育版的新聞抽到頭條，起一個煽情的標題。

我跟大學的公關說：「你們的危機處理比以前難做很多，公關技巧要很高。」例如港大作為一間百年大學，在中國國土裏能夠達到國際水平，國家領導人願意親臨作出肯定，原本是好事，卻一下子變成了壞事。大學難以處理這樣政治化的事件，8.18事件最終令徐立之校長沒有機會續任。一個教育機構如果危機處理能力不足，政治問題會造成很大傷害。

現在的記者很厲害，會千方百計去挖一些與教育有關的新聞，用政治包裝。我現在擔任香港大學的校務委員，每次開完會後，經常有記者問我開會時談了什麼，有什麼內幕？我不回答，他們仍然要求我透露，說可以「不記名」。我告訴他們：「既然是內幕，當然不能告訴你們。」一間大學即使純粹由教育角度處理問題，也很容易被記者以政治角度報道。近年多了這類記者，由於管理層有這類要求，記者的聰明才智都集中於政治角度，很少用教育角度去報道新聞，我覺得這是走歪了。教育有許多很好的議題都沒有認真去做，香港這個地方好像什麼事都政治化了。

有心的教育工作者很多，但要視乎傳媒有多重視。教育新聞採回來沒什麼看頭的，報道就會節錄或不刊出。有心做教育的記者也漸漸提不起勁去做，紛紛轉做可成為頭條又刺激的政治新聞，給教育工作者的空間也小了。

現在重視教育的媒體，能堅持的要盡力堅持。網上也是很好的空間，我覺得要多爭取。網上沒有文字和空間限制，可用各種形式表達。有心人如果有好的資訊、好的分享，可以在這些平台上開專欄講教育，無論大學、中學、小學、幼稚園亦可。網上有很多讀者，中、港、台很多人關心兒童的成長教育，比以往更關心，這方面一定大有可為。

對於香港教育，我有許多堅持，其中一樣是中國歷史要成為必修科。2003年我說過，若教育局執意推行通識科，就是「通識科金裝上陣，國史科倉惶落馬」，後患無窮。教育局2002年順利推行通識科，2012年故技重施，推行國民教育科。上得山多終遇虎，結果對香港教育的歷史發展造成很大影響。國民教育科害苦了國民教育。

國民教育本來無罪，每個國家的人都應該接受國民教育，但以國民教育科來推動，是不可行的。當時，我在《信報》發表過許多堅持的文章，當中的一個堅持，直至最近才有回饋。孫明揚局長在有線電視公開談道：「當時沒有重視中國歷史科對國民教育的重要性」。我堅持了10年，才有孫明揚的現身說法來承認錯誤。

剛才有商務印書館的朋友和記者不斷問我，教育局正諮詢一個短期方案，真的還是假的呢？我認為中國歷史科，未必會有中期及長期方案。媒體及教育有心人這個堅持，我覺得應該放大。另外一個堅持，是今年9月升讀中四的同學，要應付的科目校本評核（SPA），會比以往少了許多。這些都是我們在《信報》媒體上發表過的堅持，直到現在才開花結果。

教育政策不穩定，大部分成績優異的學生都放棄選修教育，轉為其他出路有保證的科目，例如：商科、金融、醫學、護理等。這樣會否影響本地師資呢？對下一代的學生又有什麼影響呢？

我大學畢業後，坦白講，所讀的科目只可做記者和教師。當時並沒有從學生為本的角度，去選擇當老師，沒有太高的理想，有什麼工作就做什麼。記得1984年去面試，那是一所在深水埗大排檔樓上的私校，對老師要求不高，中五畢業也可以教，當時工資是港幣2,500元。我在那所學校做了四年，學到很好的管理技巧。他們以商業化的形式去管理學校，往後輾轉到田家炳中學及現在的風采中學。無論安身立命或專業成長，對教育都有更深層次的看法。這是最重要的。

現在做老師的確很艱難，但如何艱難都要有兩個條件：第一要有安身立命的教育志願，第二是學校本身的文化。教育評議會20周年，我們各元老都要寫一段說話。我是這樣寫的：「父母所生，朋友所教。」朋友所教就是工作團體文化如何，人是怎樣的。這些人會薰陶你。環境如何惡劣並非不重要，關鍵在於慢慢摸索。學校的文化非常重要。

現時最吃香的是英文科老師。學校招聘每年續約的新教師，有很多優秀的求職者。另一方面，其他職位（尤其通識科老師）很難找到工作。當時的課程發展總監難辭其咎，要付上很大責任。他們一手一腳做出通識，很多科目都被他們壓縮。中史科我們不斷爭取，其他科目亦非常難堪。我可以說這是「通識大練鋼」。我並不反對通識科，只是反對現時四大核心科目這種模式。很多問題陸陸續續出現。當時每所大學都開通識課程，讀一年就可以取得碩士學位。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