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本欄的題目是:〈形態、常態、生態〉,但沒有來得及討論生態。生態,是教育所處的大環境,並不局限在教育體系內部。筆者有一個說法:學習是人的天性,教育卻不是。教育是人類為人類設計的學習系統,是人為的建制。因此,教育總是帶着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信仰等等的時代烙印。也就是說,教育是會過時的。我們,正處在這種尷尬而又關鍵的歷史時刻。
上周提到,在工業社會以前,十九世紀中葉以前,學校是為家庭服務的,那時候基本上是農業社會。筆者描述過的美國麻省Sturbridge村莊,過着1836年的生活,開始有了第一所學校,就是為了孩子要到波士頓打工,所以要學一些在農村並非必須的「讀、寫、算」。是生態的變化,工廠的出現,產生了學校。那時候,學校基本上還是為家庭服務的──讓孩子可以出城打工。
上周又提到,英國的1870年《教育條例》(Education Act)可以說是教育社會化的先河。當時英國的工業急速發展,不少工業家認為要保持英國在工業製造的領先地位,必須發展教育。教育條例明令5至11歲的孩子入學,這是辦學成為政府行為的開始。社會的生態變了,需要大規模具備一定基本知識的勞動大軍,政府辦學、強迫入學,成為了必須。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人力資本」理念的出現,各國爭相發展教育,作為全社會的投資。首先是普及小學,跟着是9年義務教育。教育更加是一種全社會遍及性的事業,這就需要有政府充分的投資,要有學校教育的基本裝備──校舍、黑板、桌椅、課程、課本、圖書館、實驗室、運動場等等。於是有其他生態性的要素:學生的人數、教師的來源與素質、課程的設置、教育經費的分擔、畢業生的就業……
教育生態:社會大環境
首先有教育生態這個概念的,是Philip Coombs。他是提出「教育規劃」的第一人,他創建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屬下的國際教育規劃研究所(IIEP)。當年出了一系列薄薄的小冊子,各國教育規劃者奉為必讀,第一本就是Coombs(1970)親自寫的《什麼叫做教育規劃?》只有61頁的小冊子,至今為人所引用。裏面提到了教育發展的長遠考慮(現在與將來的關係)、全面考慮(教育與社會其他部門的關係),以及教育體系內部各個方面的相互關係。堪稱是用「生態」的視角來探討教育發展。不過,也可以說,當年的「教育規劃」,聚焦於學校的正規教育。延續至今──世界上大部分政府的教育發展,還是聚焦學校的正規教育。
但是,不久,Coombs就有感學校並不足以涵蓋人類的學習,因此率先提推動「非正規教育」,實際上是提倡正規學校教育以外的、放在社會裏面的教育。不過,Coombs這方面的先見,只得到微弱的共鳴。以學校為本體的正規教育,仍然是各國政府發展教育的焦點。
現在,社會又不一樣了。如上周所述,社會正在不斷地碎片化,個人正在變得愈來愈自由,但面臨的前景也愈來愈變幻莫測。學歷已經不足以支撐個人多變的未來,不管學校的形態會如何變化,學生一定是愈來愈需要不斷學習、隨時學習、到處學習。如上周提到的,「學歷」已經不能讓學生受用終生。也就是說,學校提供的正規教育,已經難以涵蓋學生需要的學習。
未來學習:社會大教育
這也是最近探討「未來學校」的原因:學校的牆要不要拆?近幾個月的討論,國內國外,彷彿都在探索學校拆牆的可能性,或者是拆牆以後的情景。這些討論可以有兩種走向:一、學校將會消失在社會之中;二、學校將在社會中擔任新的角色。這裏面一個關鍵的元素,是如何看待「科技」。認為科技終將取代學校和教師,是一種思路,是英語社會總的傾向。在他們的文化中,在「人」與「物」之間,「物」是決定因素;而在東亞筷子文化中,「人」是決定因素。
筆者認為,學校還會存在,而且擔任關鍵的角色,但是勢必會脫離包攬學生學習的角色,因為不是任何意志或者政策可以左右其發展的。於是必然會出現教育的新生態。這裏嘗試描述一下這種教育新生態的幾個方面。
一、學習條件。幾十年來,教育發展的注意點,是「入學」。一方面是盡量讓更多的學生入學(發展中國家的中小學入學率、發達國家的高等教育入學率),另一方面是不斷提升學校的資源(主要是人員與設施)。焦點是學校。疫情的停課告訴我們,科技可以為學生學習開闢另一個天地。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主動學習、自覺學習、在家學習等等個人化的學習活動,將會不由分說地成為教育新常態的一部分。那麼,教育的資源,只放進學校就很不夠,需要遍及每一名學生。也就是說教育投資的重心,需要從學校往下移到學生。具體來說,就是像疫情給的啟示,每一名學生都要有充分的條件──物質條件、家庭狀況──足以實行個人化的學習。
二、社會資源。學生的學習,必然會擴展到社會。一方面,很多必要的體驗與學習,只存在於社會現實之中;另一方面,理論與實踐的關係,必然會有一個大改變,因而讓學生的社會實踐提前發生。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就是說,社會各方面都需要承擔對學生的教育責任。在香港,已經有數以千計的社會機構,為學生提供學校以外的學習經歷;而且這些機構看來也為這類的貢獻感到高興和自豪。「教育2.1」提出的"All for Education"「大教育」,全社會為教育做出貢獻,香港算是先行,值得為自己鼓掌,這將會是教育新生態中一個關鍵性元素。否則,學生的學習就只能困在學校和家庭裏面。
教育資源:重心在學生
三、家長角色。這是另一個關鍵環節,也是最困難的環節。前文提到朱永新提出的,家長的角色,將會「從邊緣回歸中心」;也就是說學生在家學習,家長的責任很重要,但是「家庭」是社會不平不公的寫照,也是悲歡離合的光譜。教育本身無法克服家庭的貧富懸殊,也無法促進家庭的和諧共處,但是,大家都明白家庭是教育新生態重要的一環,很重要。社會工作或者將有新的部門,一些久曠的社區中心,也可以恢復生機。其他還可以做什麼?
四、學校角色。教師的輸送訊息與知識的功能,必將逐漸為科技所替代。只要想像一下,假如學生考試可以帶上一部電腦,將會是怎樣的一種情況,但是教師不會消失,他們將會扮演學生學習輔導員、同行者的角色。而最重要的,學校是一個群體,是一個比較穩定的群體,是學生學習共同生活的最佳設計,這是機器無法取代的。由於文化傳統,香港的學校都不會忽視德育、忽略課外活動、不設學生組織、沒有班主任;在這些方面,大家都知道教師起着無形的但是極為關鍵的作用,未來必然更為重要。教師的「師傅」(mentor)角色就會愈來愈顯著,也就是全面地幫助學生的成長。
從上面可以看到形態、新常態、新生態的連鎖關係:教育的工業生產形態勢必逐漸減退;疫情和停課、科技的強勢介入,啟示了教育勢必進入的新形態;而新形態的出現,必然把教育從學校擴展到全社會。這個過程中,學習必然愈來愈個人化,而全社會的資源(包括政府與民間),學校以外,必須分配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支持每一名學生的學習;這也許就是教育的新生態。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