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專業和管理權責

有校長訴苦：有時校董會向校長提出主要工作表現指標，要幾年後將學校由Band 2升上Band 1；要在校際音樂節、朗誦比賽、體育比賽爭取到名次，甚至攞獎牌，提高校譽。校長不能一個人完成所有工作，要求老師加把勁兼顧課外活動，加強拔尖補底。但老師慣於安逸，跟不上工作要求，結成黨派對付校長。

這段描述，說明了現今教育界，「校校有本難念的經」，校長覺得委屈：不能因一些突發事件把矛頭全針對校長，或把校長說成慣於玩弄權術、虐人成癖的土皇帝。

細心分析上文所提及的工作表現指標，幾個工作階層各有要求，各自追逐自己的利益。當利益沒有適當的協調和緩衝，引發的矛盾，積累起來會到了難以解決的地步。箇中實況，糾葛之間，同時也就成了教育專業不彰，管理權責不明的濫觴。

要求學校「升Band」、「攞獎」，是很典型的「校董式要求」了。但嚴格來說，這是很不專業的要求。Band 2學校都為中中，收納生員的素質參差。學校在社區中有一定的定位，家長選校，這些都是無法鑽入英中的次選。要用幾年時間變成Band 1，即是要這批素質參差的學生，讀了幾年書，在DSE中考到超高的成績，也能製造極高的大學入學率，改變家長的觀感。有沒有可能呢？學生資質有限制，過份催谷只會製造抑鬱和恐懼，沒能提升足夠的競爭力。現在的學界，只有聽聞英中要力保不「降Band」，不被逼成為中中。用艱苦的努力由Band 2升上Band 1，較普遍的例子，可能要追溯到教育開始普及化的30、40年前。至於「攞獎」，也是要加強課外活動的訓練，過分的也會影響學習和生活作息。學生來求學，都是希望各按能力和性格，讀最匹配的學校，得到適當的培育，日後立足社會，而不應都是協助提升校譽和「升Band」的棋子。

校董會是校長的「僱主」

作為校董，縱使都是有心人士，但卻不是全出身教育界，也未必有太深厚的教育認知。他們為功利好，為全心改善學校素質好，拋出一個不大可能的任務，可能是壞事多過好事。

理論上，校長都應是專業人士了，對於校董的過分要求，應用耐心和誠意去認真解釋，引導校政發展循一條健康的道路前進。但現今制度，校長雖不由校董支薪，但感覺上校董會就是僱主。而且確實是校董會有權決定校長的任命。所以校長接到工作表現指標，不用懷疑，絕大多數是上「情」（功利指標）下達，而非下「情」（教學難題）上達的。當工作下放時，特別是要求過於嚴格，遇到阻滯，「慣於安逸」的指摘就會跟隨出現。

其實如果真的是因應一個人的才能、品格、專業認知來聘任教職，確信這人是有教育理想，有認真投入的工作態度，在現今教學工作極之繁瑣的情況下，「安逸」不知從何說起。而這「安逸」居然能令人「慣」，那更有可能是校政的布置很早便出現問題。或者，壓根兒教師就不是適合的教師，是因個人好惡、人事請託、教會推介而聘用的教師。

在2004年通過並至今執行的《校本條例》中，對辦學團體和校董會的權責是有很明晰的規定的。法團校董會的職能是「按照辦學團體所訂定的抱負及辦學使命而制定學校的教育政策」，同時「確保學校實踐其辦學使命」（40AE條）。抱負、辦學使命諸如此類，理論上都是很嚴肅和認真的，是各按潛能本質把育人使命發揮得最全面和理想，為社會培育需要的人才，也把人物培育出適當健全的人格，肩負未來的發展使命。看來看去，這些都不應是很短視、很功利、很無知的工作要求。

校長的角色，如果只是校董會有理或無理工作要求的二傳手，不作分析過濾，以至辯解抗爭，落到執行的環節，製造教學難題以至人事糾葛是無法避免的。如何在教育專業和管理權責的層面上有合適的作為和表現，也很決定於才能、品格、專業認知，不是簡簡單單的工作「培訓」可以達到目標。

鄭楚雄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從事多年文教工作，長期為報章撰寫政治、文化、教育等評論，亦從事書法創作。八十至九十年代出版過多種教材。作品有《困學集》、《過渡期香港政論文輯》、《在教改的前沿上》、《教場觀隅錄》、《那年那月，教育大事件》、《教學論爭，記錄在案》、《你不可不知的中國文化40問》、《你不可不知的文學的人生啟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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