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港教育改革之火在世紀之交被燃點，轉瞬間十多年過去了，但教改首階段尚未完成。新學制的第一屆白老鼠雖然經歷了第一屆文憑試的實驗，不過部分跨過大學門檻的還有年多才完成四年本科的學習。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世界各地相繼推行教育改革，卻鮮有如本地之大動作和範圍廣闊。
筆者無意在此刻月旦教改成效或作出各種表裏內外的批評，因為自己本來就是站在贊成教育要改革的一邊，亦相信若仍透過戰後教育模式去裁培新世紀新人類，肯定是死路一條。然而，在邁向教改夢醒時刻之前，在未能肯定或預見所渴求的成果來到之際，我們卻好像見到瘡痍滿目的境況！因為教改本身就不是獨立地進行的實驗，周邊發生的種種事情往往把得來不易的成果摧毀；加上不同時候推出的政策出現矛盾，因而令本來可以得到的效果抵消掉。香港的未來發展仍需依賴人才培訓，教育從來都是為了未來的重要投資手段。為了將來，為了下一代的教育，為了提升本地教育素質，通過政策評議，期望政策制訂者更多掌握教育現場的回饋；開拓不同的平台讓教育專業和學者拋出大家所思所想，不要令政策走向傾斜一方和只受偏聽影響。
1999年教統會推出的《教育目標》內清楚列明學校教育的目的是「終生學習、建設崇尚學習的文明社會」，三個目標分別是「幫助每一個學生發展」、「保證達到基本水平」、「培養學生主動學習」；如果單憑這些目標來檢視當前的中、小學教育，可以說大致上是達標。即使未完全達標，其實前線學校、教師和各類支援系統基本上都朝向這些標竿進發，不過效果卻人言人殊。為何這些年來我們不時見到傳媒報道高中生高比例地跳船；升中家長只求升入心儀名校（不然就進入直資或轉軌IB）；僱主或大專亦發出對青年人能力不滿的種種批評？筆者粗略地只用兩個角度去理解。
教育問題政治化
學校責任就是依教改文件行事和設計學校規劃。不過由於其他社會政策的擾動，甚至與教育無關的政策實施，結果導致教育人員專業力量分散而影響效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國教事件」和「升中人口急跌」。中、小學課程推動公民教育和國情教育，在全世界先進地區或發展中國家都必定會做，為何在香港會觸發成為一場社會燥動？「少子化」令學生人數出現變化，是可由人口統計數字就掌握得到，為何去到爆破邊緣才急救？從政策統籌的角度去思考就會見到問題之所在；上層處理不周令下層專業力量忙於跟進，而且做出來的結果亦令人不滿。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如何才可以避免一而再地遇上這些局面。教育問題歸教育解決，可以嗎？
另一個是持份者的介入度。自從推行校本管理後，持份者就像某種免死金牌或者萬靈丹，尤其是「家長」這一張皇牌。聽得最多的就是「家長選擇」，硬生生地把家長扯了入來作決策。長遠來看家長之於整個教育系統只是過客。子女離開系統後，家長還會這麼關注教育嗎？況且，家長眼光往往離不開自己的子女，那家長選擇「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是自然的事。當官方做抉擇時刻意強調某種「家長選擇」，或者借此藉口而放手不行強制性手段，結果只會不利系統的延績和發展。現在有些教育發展就是朝向不健康一端走，這或多或少都是錯誤偏重某些持份者想法帶來的惡果。我們的專業領導好像是欠了一些甚麼似的。
香港教育的成效在跨國比試中一直都不差，但社會上卻總有些頗為負面的意見，尤其在學生能力表現和效能方面，有時是很不公平的。另一方面，政策制訂方面卻時常左手牽制右手，甚至扼殺了教育專業人員的努力。或者我們要有更為強大和有信心的專業領導，帶領社會意見領袖，多些從教育專業角度去改進這個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