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自殺，是時候做什麼？

自殺，一個也嫌多

又一位教師在本月初輕生，每次看到老師自我結束生命的新聞報道，心裏都悵然不已，久久不能釋懷。不盡是愕然、同情、控訴、激憤等感性情緒；更多的是對「自稱萬物之靈」的人類對生命的無知、誤解、錯解的理性思考。在統計學角度來說，香港教師自殺情況嚴重嗎？從21世紀第二個十年開始算，至今天，九年共8宗（香港教師自殺率似沒有官方數據，8宗的數字是作者在互聯網上統計所得，未必完全準確，可能有誤差，但不礙本文的討論），1年約1宗。

近10年，全香港每年均有800-900多宗自殺個案；這樣看來，教師自殺的情況並不嚴重。數字是根據客觀情況統計出來的，自有其中立性。但如何演繹卻是另一回事。教師這門職業的對像是學生，公眾對教師的期望除了言教外，還有身教。試想教師的自殺對學生有多大的影響？8宗個案中有一半竟然在校內發生，幼兒院內有、小學內有、中學內也有。教師、職工、學生若親眼目睹，心靈上可造成永久的陰影！影響亦不只在該校之內，傳媒大肆的報道，影響無遠弗屆，全港數萬名教師，超過60萬的中小學生，有多少因而留有負面影響？這只是對直接相關的教育場所而言，間接的更可能促使有自殺傾向的無助者提早行動啊！所以，自殺個案，套用坊間流行俗語，真的一個也嫌多。

SOP，能解決問題嗎？

自殺能解決問題嗎？每一宗自殺個案背後動機一般是多元因素引起的，有內在個人因素，也有外在因素，錯綜複雜，切不可把問題簡單化，歸納於某一原因。可惜，現代社會已非常泛政治化，即什麼也與政治，特別是選舉工程扯上關係。社會上大凡有發生重大事故，天災好、人禍好，必然的啟動所謂「標準作業模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簡稱SOP ），以教師自殺個案為例，第一步是專家團隊的介入。這個個案是教師，專業人員自必與教育有關，於是，教育心理學家、輔導人員、社工相繼介入，進駐校內約見、輔導有需要的教職員、學生等；第二步是成立調查委員會，由辦學團體委任獨立人士調查事故原因。第三步是發表調查報告，對現行制度不足之處作出建議。驟眼看來，SOP有板有眼，程序清晰，既有專業支援、又有獨立第三者較客觀意見，理應具果效，能把現行制度優化，能解決或最少減輕事故帶來的問題。但弔詭的是結果往往事與願違。

南丫海難事件

2012年的南丫撞船事件，是香港海難史上一大災難，導致39人死亡，92人受傷，相信不少讀者仍然記憶猶新。救災結束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由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出任主席，以示公正。6個月後，調查委員會向行政長官提交調查報告，長達238頁，作出多達13項的建議，矛頭更直接指向海事處，在制度上，尤其是承擔責任的態度和透明度方面的需作出改變。面對這樣嚴重的指責，政府又怎樣回應？還是老調子，在調查報告書公布當天，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同一時間宣布成立海事處制度改革督導委員會，由他擔任主席，全面檢討海事處的制度，並答允推出改革方案及時間表。

整個海難事件調查報告最新發展又如何？2018年8月，立法局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向委員發信，就如何跟進調查報告徵詢議員意見。已回覆的議員主流意見是：「將精力專注於加強本地船隻規管，無需再安排會議討論調查報告」。至此，整宗南丫撞船海難事件落幕，前後六年，跨越兩屆政府。報告內之建議有否執行？是否全部落實？不遵從建議又如何？這些本來是最重要的問題似乎已得不到傳媒的青睞。公道點說，這個與SOP無關，問題有兩個層次，表層在於龐大官僚系統下所產生之局限，部門之間互相委過；與及泛政治化下，立法會，一個原意是監察政府運作的組織，只淪為政治角力的場所，所有議題均是不同派別議員手上的籌碼。

是時候開展生命死亡教育

挖深一點，SOP這種模式不能真正把問題根治是源於人性中的各種慾望：私心、利益、權力等。返回教師自殺現場，可以估計調查委員會會向不同持份者收集意見，證據；基於一己利益，各證人多會提供有利一己的證供，這不一定是謊言，但避重就輕、轉移重點，設法把自己責任抽離是凡夫俗子自然的反應。可以斷言，報告多會提出學校在制度上有何不足、教育局及辦學團體在監管上亦有漏洞，於是列出多項優化建議。但這最後能預防教師自殺嗎？南丫海難殷鑒不遠，最後仍是不了了之。制度不公、監管不力是外因，是催化劑；自殺者對生命的無助、對今生、來生的認識不足、對生命意義的錯誤追求、對人生存在價值的模糊感才是主因啊！是時候把生命死亡教育（The Life and Death Education）引進學校，這是當務之急，刻不容緩。下文再續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