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一個也嫌多
又一位教師在本月初輕生,每次看到老師自我結束生命的新聞報道,心裏都悵然不已,久久不能釋懷。不盡是愕然、同情、控訴、激憤等感性情緒;更多的是對「自稱萬物之靈」的人類對生命的無知、誤解、錯解的理性思考。在統計學角度來說,香港教師自殺情況嚴重嗎?從21世紀第二個十年開始算,至今天,九年共8宗(香港教師自殺率似沒有官方數據,8宗的數字是作者在互聯網上統計所得,未必完全準確,可能有誤差,但不礙本文的討論),1年約1宗。
近10年,全香港每年均有800-900多宗自殺個案;這樣看來,教師自殺的情況並不嚴重。數字是根據客觀情況統計出來的,自有其中立性。但如何演繹卻是另一回事。教師這門職業的對像是學生,公眾對教師的期望除了言教外,還有身教。試想教師的自殺對學生有多大的影響?8宗個案中有一半竟然在校內發生,幼兒院內有、小學內有、中學內也有。教師、職工、學生若親眼目睹,心靈上可造成永久的陰影!影響亦不只在該校之內,傳媒大肆的報道,影響無遠弗屆,全港數萬名教師,超過60萬的中小學生,有多少因而留有負面影響?這只是對直接相關的教育場所而言,間接的更可能促使有自殺傾向的無助者提早行動啊!所以,自殺個案,套用坊間流行俗語,真的一個也嫌多。
SOP,能解決問題嗎?
自殺能解決問題嗎?每一宗自殺個案背後動機一般是多元因素引起的,有內在個人因素,也有外在因素,錯綜複雜,切不可把問題簡單化,歸納於某一原因。可惜,現代社會已非常泛政治化,即什麼也與政治,特別是選舉工程扯上關係。社會上大凡有發生重大事故,天災好、人禍好,必然的啟動所謂「標準作業模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簡稱SOP ),以教師自殺個案為例,第一步是專家團隊的介入。這個個案是教師,專業人員自必與教育有關,於是,教育心理學家、輔導人員、社工相繼介入,進駐校內約見、輔導有需要的教職員、學生等;第二步是成立調查委員會,由辦學團體委任獨立人士調查事故原因。第三步是發表調查報告,對現行制度不足之處作出建議。驟眼看來,SOP有板有眼,程序清晰,既有專業支援、又有獨立第三者較客觀意見,理應具果效,能把現行制度優化,能解決或最少減輕事故帶來的問題。但弔詭的是結果往往事與願違。
南丫海難事件
2012年的南丫撞船事件,是香港海難史上一大災難,導致39人死亡,92人受傷,相信不少讀者仍然記憶猶新。救災結束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由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出任主席,以示公正。6個月後,調查委員會向行政長官提交調查報告,長達238頁,作出多達13項的建議,矛頭更直接指向海事處,在制度上,尤其是承擔責任的態度和透明度方面的需作出改變。面對這樣嚴重的指責,政府又怎樣回應?還是老調子,在調查報告書公布當天,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同一時間宣布成立海事處制度改革督導委員會,由他擔任主席,全面檢討海事處的制度,並答允推出改革方案及時間表。
整個海難事件調查報告最新發展又如何?2018年8月,立法局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向委員發信,就如何跟進調查報告徵詢議員意見。已回覆的議員主流意見是:「將精力專注於加強本地船隻規管,無需再安排會議討論調查報告」。至此,整宗南丫撞船海難事件落幕,前後六年,跨越兩屆政府。報告內之建議有否執行?是否全部落實?不遵從建議又如何?這些本來是最重要的問題似乎已得不到傳媒的青睞。公道點說,這個與SOP無關,問題有兩個層次,表層在於龐大官僚系統下所產生之局限,部門之間互相委過;與及泛政治化下,立法會,一個原意是監察政府運作的組織,只淪為政治角力的場所,所有議題均是不同派別議員手上的籌碼。
是時候開展生命死亡教育
挖深一點,SOP這種模式不能真正把問題根治是源於人性中的各種慾望:私心、利益、權力等。返回教師自殺現場,可以估計調查委員會會向不同持份者收集意見,證據;基於一己利益,各證人多會提供有利一己的證供,這不一定是謊言,但避重就輕、轉移重點,設法把自己責任抽離是凡夫俗子自然的反應。可以斷言,報告多會提出學校在制度上有何不足、教育局及辦學團體在監管上亦有漏洞,於是列出多項優化建議。但這最後能預防教師自殺嗎?南丫海難殷鑒不遠,最後仍是不了了之。制度不公、監管不力是外因,是催化劑;自殺者對生命的無助、對今生、來生的認識不足、對生命意義的錯誤追求、對人生存在價值的模糊感才是主因啊!是時候把生命死亡教育(The Life and Death Education)引進學校,這是當務之急,刻不容緩。下文再續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