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政治文化本應追求先進和成熟的民主素質，但很遺憾，香港一些人愈是爭取民主、爭取自由，卻愈是陷入小孩幼稚邏輯乃至極端主義的陷阱。
民主與自由並不是無邊際的，道德與法治是規範和基礎，為了使社會達到最大公約數發展，而不是走上極端的個人主義，把自己和社會的發展空間壓縮至最小的公倍數。
民主不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民主不是我的民主，但不給予別人的民主。自由也不能是僅只我的自由，卻以削減別人的自由作為代價。道德與法治的原則都不可以任意取捨，合我意適用時用，不合我意便不適用，也不能因這樣那樣的前因後果，便可用可不用。
香港一些人慣常的說法，是因為政府不聽我的訴求，便可以動武，衝擊政府、攻擊警察、闖進立法會大樓破壞，以至對不同政治主張的其他人動武、霸佔公共空間與設施、搗亂社會。
然而，第一是政府為什麼必定要跟從你的政治訴求？這些政治訴求是否合理？會否侵害別人及社會大眾的利益？這些訴求是否掩飾着更不合理的主張與行動？
第二是民主的原則是求同存異、相互妥協，不是強制別人與社會接受你的主張。民主社會有程序與機制來解決分歧，前提是要接受程序與機制，不能輸打贏要。尤其是有選舉體制的，分歧解決不了，便以票債票償，用公平投票來作第二輪的解決，但同時並不追求絕對的解決。
第三是不能因為政府或社會不接納你的訴求，在既有民主程序機制裏又得不到支持便要放棄，把這些程序機制破壞，踐踏民主，變成暴民，用非法的手段來追求所主張的訴求，把個人的政治訴求凌駕於社會的法治制度之上，破壞法治法制。
當為了個人的政治訴求而破壞民主、法制，便是暴民，反抗的行動變成革命，與整個社會的體制秩序為敵。革命自然有代價，或許有些香港人願意為一己執拗的政治訴求而作犧牲，但革命性的個人犧牲必然禍延別人來成全一己的政治執拗。
以革命為理由者會是極端主義，容易演化成恐怖主義，害己害人。
但香港隨着極端主義的思想氾濫，更出現醫護人員、教師等不顧專業道德操守，前者以醫療作為政治工具，攻擊異己，後者愚辱心智未成熟的青少年，洗腦來充當他們政治衝擊的棋子，這便是連成年人的基本道德與操守也拋棄掉。
香港的所謂民主自由公義的追求，便變成走到對立面，變成與民主自由公義敵對，由政治幼稚執拗孕育出極端主義。
警察在法治社會的權責
香港社會現時最大的認知錯誤，是有些人弄不清楚警察在民主與法治社會裏的功能與權責。
一個民主法治社會要求的是穩定與秩序。推動制度變更的方法，是民主的決策體制與程序，因此是多數決定，少數有一定的保障，卻不能以少數來推翻多數。多數少數的差別，是經過既定程序的投票，不是靠少數人集中示威乃至暴動來達致。在任何社會裏，總會出現反社會的行為，警察便是用作維持與保護社會秩序，遏止反社會行為所帶來的破壞，且不只是事後鎮壓，也包括事前干預。在這個過程中，警察是獲社會和政府授權，可使用規定的合法武力。事實上，在香港的法制內，只有警察才可使用武力，其餘的武力都屬非法，需受到法律制裁。香港現時的政治情況，不是民主法治，而是暴民政治。不管任何理由，暴力便是暴力，暴力便是非法，應受到法律制裁，受代表公權力的警察鎮壓和打擊。
一是，一二百萬人的示威是政治謊言，實際只是幾十萬人示威，達不到50萬人的規模。數目不少，卻不是香港社會的大多數，但他們不遵從既有的制度和程序來影響政府決策，這便偏離了民主與法治的原則。而且，近期不少「和平示威」幾乎都會演變成暴動，故政府需依法反對這類示威，畢竟不依法示威便屬於非法。
二是，示威的過程及其後普遍出現暴力，包括事前極大量的傷人武器的準備積聚。暴力行為已變成有預謀、有組織、有計劃，目的是破壞香港民主法治的秩序，暴徒更公開攻擊維護秩序的警察，動用非法武力，進行各種非法的威嚇。這樣的暴力完全是反社會的，警察的職責便是要將之鎮壓、拘捕、法辦。尤其是暴徒的暴力升級，警察的合法武力也應要更大的升級，從而抑止更嚴重的暴力行為，避免讓極端的政治思想演變成恐怖主義式的社會襲擊。
三是，暴徒中包括港獨及宣稱革命者，這類人是要推翻香港的體制和政權，與整個香港社會為敵，絕不是什麼言論自由、民主人權。當一些人用暴力進行革命、顛覆社會，代表公權力的警察在《基本法》下的職責便是要將之鎮壓，沒有其他選擇。
香港現時的問題是一些人不明白警察維護民主法制的功能與職責。政府高層更有各種政治和個人利益的考慮，阻礙警察依法處理示威，鎮壓拘捕暴動中的暴徒。警察變成這些領導官員的政治談判手段，且不依法和不用有效的方法來抑止蔓延的暴動，在整個社會裏製造出有法不依的氣氛，間接助長暴力行為的滋長，令警察反而受壓。
原刊於《東方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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