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屆一中全會(10月25日)確定的政治局,席位仍是25個。其中,黨總及親信群19人,佔76%,如加上已被收編的新海派2人,總比例為84%;國總李克強和中央團系,正在衰敗之路下滑。這是政治血緣的大傾斜,傾斜度超過毛時代(1949—1976)。
在「一黨領導」體制,政治局居於權力金字塔頂。塔內有兩個層次,最高層的是政治局常委(7人),定格於正國級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行政級別為1級;無常委銜的政治局委員(18人),定格於副國級,行政級別為2級。
四板塊大變 擁戴群急升
10月19日,本人在〈思維漫步〉專欄發表的〈政治局四板塊 26人爭取席位〉,論及政治局的定格量化和四大板塊。所謂定格,一是指確定政治局的規格,二是指與明年3月人大、國務院、政協換屆的領導人預設安排;量化,是指黨政換屆中預定的正國級、副國級官員,在政治局的席位分配。
拙文評估政治局由24至26人組成,並判斷具入局條件(資歷優勢、政治血緣優勢等)者26人。
25日公布的政治局25人名單,拙文預測入局的21人,未列評估的4人:原遼寧省委書記李希、國務委員楊潔篪,中央財經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和新任中紀委常務副書記楊曉渡。
25個成員,可粗分為四個板塊。
第一,常委板塊7人,拙文〈七常各有定格 血緣傾斜甚大〉已分析(註1);
第二,軍方板塊2人,果如預測的由許其亮(連任)、張又俠(新任)獲席位。他們均為新一屆軍委副主席,分別當過空軍司令員、總裝備部部長,都是紅二代。前者之父許樂夫,曾任空軍副政委;後者之父張宗遜,曾任一野副司令員、總後勤部部長,黨總與張家兩代交情甚深。
第三,地方板塊6人:北京的蔡奇、天津的李鴻忠、重慶的陳敏爾、上海的李強和廣東的李希、新疆的陳全國。
第四,中央黨政板塊10人,其中,中共中央5人,十九大後的新任中辦主任丁薛祥、中組部長陳希、中宣部長黃坤明、政法委書記郭聲琨、中紀委常務副書記楊曉渡。另5人,是人大副委員長王晨(明年3月諒接替李建國任第一副委員長兼黨組副書記)或預定任新一屆政協第一副主席兼黨組副書記的孫春蘭(曾任中央統戰部部長),還有3個新一屆副總理(胡春華?楊潔篪、劉鶴)。
軍方、地方、中央板塊的新入局者,幾乎都是黨總親信群、狂熱的擁戴群,他們聲稱擁戴核心、絕對服從、絕對忠誠。
新任的政治局委員、天津市委書記李鴻忠,在關於十九大的講話中稱,5年來取得「歷史性的成就」,最根本原因是有總書記「掌舵領航」,表示要「用心維護核心、緊跟追隨核心、堅決捍衛核心、圍繞核心聚力」(註2);連任政治局委員、前天津市委書記孫春蘭則說,有習思想的「科學指導」、有「總書記這位領袖、核心掌舵領航」,「必將乘風破浪,無往不勝」(註3)。在黨媒的主旋律中,盡是這類「歌德」口號。
涉秩序文化 有三大變化
自1980年代以來,中共中央逐步構建選拔接班群的制度,形成權力轉移的秩序文化。秩序文化包含法規、制度、規則和精英優勢等要素(註4)。
本屆的中共高層權力重組有一些變化。
變化之一,是一些實權職務的定格之變。十六至十八屆的中紀委書記,定格為政治局常委即正國級,本屆維持原狀;常務副書記(十六、十七屆的何勇、十八屆的趙洪祝)則由書記處書記升格為政治局委員。這是中紀委「政治含金量」的提升。
變化之二,是選拔、提升幹部的制度和程序受到衝擊。副省(部)職升為正省(部)職後,通常要三、四年才升省委書記;正省級再上升,有更嚴格的時限、程序。但是,十九大前有一批副省(部)職的人,幾個月內升正職省長、再升省委書記,又跳到中央書記處進而入局。短期的三級跳,從副省職跳到副國級的政治局,如同毛文革時的「坐直升機」。這是過去30年罕有的安排,現在卻成了「新常態」。
變化最大,影響最深的是,資歷優勢、台階完備優勢的重要性大大降低;政治血緣優勢的重要性大大提升,是最具決定性的因素。
政治血緣優勢的意涵,一是紅色基因優勢,例如軍方板塊的2人,均為紅二代、將門之子;二是上層關係優勢,黨總親信群獲破級提升,佔政治局的絕大比例。
之江大軍強 新清華崛起
在25個政治局委員中,黨總親信群19人,佔76%。親信群含閩系、之江大軍(浙派)、後海派、新清華和第5類(其他類如王晨、孫春蘭)。
為區分海派的不同時段,權稱陳國棟、汪道涵等「老上海」為老海派;江澤民任上海市長、市委書記吸納的親信為新海派;黨總任上海市委書記和後來吸納的上海六十後(如丁薛祥)為後海派。
新清華不同於已退出政壇的胡錦濤和吳邦國、黃菊、華建敏(此3人又是新海派),是指毛文革後期被推薦入清華的「工農兵學員」、黨總的清華友人及他提升的清華官員,如新入局、主持中組部的陳希,十九大後接任陝西省委書記的胡和平,不久前升任國務院城建部部長的王蒙徽。
新海派(王滬寧、韓正)2人,佔8%,實已被收編,形成「為我所用」的關係。
中央團系上屆5人佔20%,現在只剩下李克強、胡春華2人,佔8%。
朱鎔基、溫家寶舊部1人(汪洋),佔4%。另1人(楊潔篪)派系色彩較淡,佔4%。
極度集權化 缺黨內民主
十八大以來,關於權力體制最熱的口號是「集中統一」。中共中央的權力極度集中於黨總一人,集權程度超越於毛時代;選拔接班群的取向,則有明顯的親信化。
權力的極度集中,旨在使決策、施政統一於家長意志,實際形成一人拍板的一言堂,這是回到毛模式。「集中統一」模式可使決策、施政有「只爭朝夕」的時效;也能迅速以「舉旗亮劍」(或稱敢亮劍)的手段聚集「震懾力」,強化專政職能。
毛時代的大躍進、全民煉鋼和文革,能迅速發動和擴大導致「社會浩劫」(註5),就在於「集中統一」下的政治強制力。
極度集權使「集體領導」和「黨內民主」更流於口號。十八大以前,黨內相對較開明的人士主張適度分權,遏制愚民、迷信個人的造神,建立「集體領導」和「黨內民主」機制(包括對最高領導人的權力制約和監管)。十八大後政局的左轉,使改革派的期望落空。
註1,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author/dingwang/
註2,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7/c64094-29613017.html
註3,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1019/c1001-29595298.html
註4,http://www.celebritiespress.com.hk/00130101.htm
註5,http://www.celebritiespress.com.hk/00130901.htm
本文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附表後授權本網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