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前景：另一角度的思考|黃賢

全民選出特首，對日後管治至關重要。我目前依然願意相信，政府是上下一心希望政改成功，而不是拉倒沒問題，大不了，太陽照樣升起。因爲走不出目前的困局，對國家安全、主權不利。

這次政改的核心憲制問題，是政府提交的特首產生方案是否完成了《基本法》第45條的規定：「最終達至有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若是，則是一生一世。若否，則條文所説的「代表性」和「民主程序」等等都有優化空間，可以根據《附件一》的規定，按「民主、開放的原則」修改，就看政治考量。

而政改的核心政治問題，是全民選出的特首有沒有足夠的代表性和認受性。同樣，要以代表性和認受性衡量提名、選舉整個過程的每個環節。否則，普選（universal suffrage）反類普忍（universal sufferance）。

政改的三個結局

《基本法》量化代表性和認受性的一個指標，是三分二立法委員通過政改方案，所以也隱含獲得三分二的民意支持。但目前的狀況是「雙無」，即：立法會內看不到有三分二的支持；同時，沒有公開公正公認的民意調查，顯示有三分二民意支持目前「袋住先」的提法。

三個結局：

政改方案得到立法會絕大多數支持（包括泛民十多票），順利通過，此爲上策；

政改方案被否決，一切依舊，難免遺憾，但仍爲中策；

政改方案通過，但用上鷄鳴狗盜、黑社會般威逼利誘手段，此爲下策，不可取。

第一個情景，幾乎不可能。一方面，目前政改方案，提委會組成和選委會無異，2017後安排闕如，白票被否定，只是入閘稍微放寬，其操作性不大。另一方面，政府官員近日的言行，不管其意圖如何，實質效果是爲政改通過增添困難。以上兩方面都能有所調整，政改還是有可能成功，就看北京了。

第二個情景，是沒辦法的辦法，大家只好痛苦再熬幾年。若能冷靜對待，破壞力或許可控。但香港和國家付出的政治代價不小。

第三個情景，會是個災難。必定滋生各種後遺症，藏污納垢，日後管治益加困難，内地打貪也不可能徹底。

政改關乎國家安全

政改通不過，「一國兩制」只能在港澳實施，不僅未能起正面示範作用，反而淪爲反面教材，這邊敲那邊響，不利國家安全、主權。我完全理解台灣朋友們的戒心：香港問題也處理不好，説明十多年來未能培養出合格的幹部。而台灣情況複雜得多，要求更高，去年的選票已説明一切，明年恐怕更難堪。

怎麽辦？唯有在第一、二情景之間尋找出路。其實，8・31框架下有廣闊的優化空間，2017後的安排又有充分的有效論説餘地。中間派早已提出很多合憲合法有理有利有節的實質建議和程序安排，採取與否僅是政治問題而不是法律問題。這需要政府、政黨和社會各界在餘下幾個星期認真下功夫，甚至以時間換取空間，求同存異，順應民意，尋找出路。

當然，任何出路，關鍵是要北京最高層首肯，從歷史高度看目前的發展。誠如習近平主席四日前會見朱立倫主席時所說：「10年前，在兩岸關係劇烈動盪之時，國共兩黨為了兩岸民眾共同命運，衝破歷史藩籬，實現和解，共商維護台海和平之道。」還特別强調：「所有政黨跟所有社會各界……大家認真思考。」

對雙方各進一言

習所指的，是十年前胡錦濤主席邀請連戰主席訪京。而敢於逆潮流，最早提出該建議的，只有香港人能做到，是一知名記者。是的，香港在經濟領域外，對國家的安全、主權、利益發展和其他方面一直起到特殊作用。希望各方能重溫「一國兩制」的原意，共同走出目前政改困局。

還要借此園地，向政府和泛民各進一言：

政改方案已發表兩周，但「雙無」依舊；政府繼續強打民意牌，推諉泛民，只會有反效果。相反，民意清楚顯示，優化方案效果顯著，應是工作重點。

北京、政府、建制並非鐵板一塊，北京更無暇管得太細。譬如「香港一定得」：在普通話裏，「得了」無論用任何語氣說（怒斥、不屑、挑逗……）都不是好事。所以泛民不要浪費時間和衆多代言人拳來腳去，應集中精力探討多贏方案。

黃賢

生於香港，畢業於拔萃男書院及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獲法律博士學位，曾在美國最大的國際事務法律事務所工作。1978應邀回國，在北大（77、78級法律系）和外經貿大學（1979碩士班）講授國際經濟法、公司法、兼任中信和多個中央部委法律顧問，也參與多項立法工作。曾擔任北京吉普車、訊達電梯、平朔煤礦等等眾多涉外談判的法律顧問。主持翻譯《美國標準公司法》。1982因間諜罪坐繫秦城；1989秋，罪名推翻。1992返港，今在兩岸三地從事策略顧問工作。黃氏自1970起即參加保衛釣魚台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