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 港需整合經驗調整角色

今年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年，再加上中央推出了發展大灣區的概念，有關的座談會、研討會之類的活動，想必在不多久之後便陸續出場。香港人一向不太習慣這一類形式化的慶祝活動，就算搞得場面盛大、各界名人紛紛亮相，通常還是無法營造出一種真心重視和投入該活動的氣氛。官方或許大事慶祝，但民間的反應很難會熱鬧起來。這種有限度的投入，乃香港社會的一項特色，沒有必要過分解讀。

香港人對於慶祝改革開放40年表現得不夠投入、欠缺熱情，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在他們生活經驗的層面上，1978年並非一個分水嶺。內地進行改革開放對香港社會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不過於很多香港人的記憶之中，那不是（至少在主觀理解上）重大的轉折點。當然，現在事後回想起來──特別是由事後重組個人經驗的角度出發──或者深圳成為特區、珠三角逐步開放予香港投資等所帶來的生活上的改變，遠較個人所想像的多。香港人在過去40年於日常生活上所經歷的變化，內地改革開放肯定起了很大的作用。不過，那些轉變並不是突然之間以翻天覆地的形式發生，所以所得到的印象就顯著地有別於內地民眾。

調整經濟角色 面對政治阻力

然而，課題搞不熱，跟這個題目本身是否重要，兩者並沒有直接關係。其實，今天的香港很需要好好總結過去40年跟珠三角的整合，否則如何在新的政策環境底下於大灣區重新定位，難有什麼突破。當然，我完全明白，對很多廠家而言，他們覺得自己不是不懂珠三角，更不是未有總結經驗（因為決定是去是留，又或者轉到另一些行業，甚至脫離製造業，也是基於評估與總結），而是通過實踐而早已摸出另一條路徑。投資、做生意，一切都很實際，只要利之所在，他們便會起來行動。有沒有經驗總結，結果都一樣。

上述意見對個別企業而言，絕對有道理；不過對整個經濟、社會來說，則並不相同。而這正是今天特區政府的煩惱：政府要處理的問題，不是個別企業能否在大灣區內找到機會，而是一組企業、一個行業的建立。同時，一個十分重要的考慮是，要為一組企業或一個行業尋找發展空間之餘，還要照顧它們能否提供或牽動港人就業機會，帶來不同層次和維度的社會經濟效益。這是第一點與過往經驗不同的地方。30多年前區域經濟發展整合、香港工廠北移等等，全都是個體經濟行為，要解決的是企業內部的事情。當年是企業跑到最前，憑着企業家對商機、利潤的觸覺而推動他們跑到陌生的環境裏，闖出一番事業。當時政府的位置是被動的，甚至沒有什麼角色可言。企業的行為可以帶來其他效益（例如香港商業及專業服務於內地的拓展），但這是附帶的效果，而非其主要任務。所以，香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工業轉型，基本上是企業外跑，充分利用內地廉價的土地與勞動力，而勞工則被留下來。

純粹從企業行為的角度來看，這可以說是無可厚非。不過，今時今日，香港投入大灣區發展作為一個政府擔當某些角色的區域發展項目，則恐怕很難重複過去的經驗──這既不符中央的想法，同時亦未必能回應民眾的期望。可是，現實是香港政府缺乏對實際參與推動經濟發展的經驗，而在手上也沒有什麼政策工具可以直接將想法落實。

特區政府要認真地利用大灣區的政策框架，不可能不調整其經濟角色。但要這樣做的時候，除了會遇上不同界別的政治阻力之外，還需要對形勢有所分析──有些什麼是以前的企業於工業轉型的過程中，應該要做的（例如技術創新）而未有做或沒有做好的？有些什麼制度層次上的障礙必須克服，才能於推動產業發展的同時，也能照顧本地僱員的就業或長遠事業發展？

相關的問題還有一大串，而要作出回應，確實需要認識過去，才可有效地展望將來。改革開放40年這個大題目，或者真的需要嚴肅對待。

原刊於《明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呂大樂

現為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研究與發展）、香港社會研究講座教授、香港研究學院總監、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署理總監及大中華研究中心總監。曾任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社會學系主任及教授；亦曾任教於香港城市理工學院及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早年獲取香港大學文學士及社會學哲學碩士學位，期後於英國牛津大學取得哲學碩士及博士學位。呂氏研究範疇廣泛，涵蓋階級分析、經濟社會學、城市社會學和香港社會研究等領域，亦一直熱心參與社會事務，除擔任多個與社會服務有關的志願機構的委員外，亦有出任政府及專業團體的委員會的工作。

View all po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