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以古喻今|黃賢

看了很多紀念改革開放40年的文章，不禁要提筆，以古喻今。

1978年12月，共產黨宣布改革開放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尚未結束，我已到了北京。這不奇怪，因爲我於1972、1975年都到過内地，和一些官員一直保持聯繫。此前我剛從美國返港，已知内地正醖釀變革，蠢蠢欲動，便和廖瑤珠、陳子鈞定期吃早餐，籌辦促進現代化專業人士協會；到翌年協會第一次組團訪京時，我已換了身份接待他們。

這樣一待就是14年，好不熱鬧。慶幸的是，當年推動的項目、法律都起到預期作用，而一批同事、學生，也有所建樹。當然，落差難免極大，但這就是中國，一再要問興衰短長。

渴望中國盡早趕上世界

分享一篇當年的參考資料：1981年8月10日由民航總局印發的《國外民航參考資料》第三期，是轉載我的一篇「務虛」報告。按語是民航總局局長沈圖寫的。

這篇題爲《現代經濟特徵與管理》的報告，我自1979年已在多種場合講過多遍，被眾多報刊轉載，是針對内地當時的實情和認知，提出一些想法和建議（當時對時間就是錢、平等等概念居然只有模糊認識，日後還被批判一番，直至鄧小平表態！）

2萬多字的報告主題，是要拆解兩個相互糾纏的脈絡：小農經濟和蘇聯式管治。兩者都脫胎於封建體系，所以一脈相承（説是沆瀣一氣更為確切，但當年不僅要客氣，還要畢恭畢敬）。唯有以非政治化的語言，規避重重政治陷阱，層層扒皮將之否定。

在民航系統發表，是因爲自79年初，我就有多次機會配合民航，涉及飛機租賃、組裝、麵包、茅台、偷運、漏稅等多方多面應對當時體制的弊病，謀求突破。81年原定要到民航作報告，但中央領導勸我離開内地，安排不上，遂採用我此前給農墾部幹部作報告的記錄（民航沒有説明出處，謹此向幾位整理記錄的朋友道歉）。

我要在民航講的内容，主要是體制上的問題，跟在其他部委講的其實沒有多大分別的。蓋因鎖國動亂多年，和世界發展嚴重脫節落後，各方面都面對同一困境，都渴望儘早趕上。而體制上各部門間相互封鎖不通氣，要各自摸索，更多加了一層困難。我有幸介入多個部門的業務，反而起了串通作用，能突顯其在體制上遇到的共同難題，也爲我提供了題材，豐富了我的報告，成良性循環。

内地尚未完全擺脫歷史包袱

見微知着，點點滴滴的觀察，提煉出一些針對性的觀點，也算是我對改革開放頭三年的總結，濃縮為不同層面的幾點，也就是報告的結論。不妨説，可按文章逆向工程，認識内地改革開放伊始時的狀況，對剖析當今形勢也未必完全過時。兹錄下供參考：

第一、具體事情，具體分析，天下沒有最好的方案……絕對不要因某一試點做得不錯就要求各路諸侯表態，像個聖旨下來一定要表態，三呼萬歲；

第二、沒有禁區，不能上綱，所有這些經濟手段都是符合經濟規律的，不管你喜歡與否，也得順從它；

第三、所有的管理方案，章程也好，法律也好，制度也好，一定要細，要清楚……什麼「三定」、「四定」等等太籠統，是沒有意義的；

第四、方案要穩定；

第五、方案要強調的是辦事的程序，而不是禁令。要強調怎麼辦……四川來的人都知道二王廟的碑文：「深掏灘，低作堰，六字詣，千秋鑑」；

第六、蛋糕是愈來愈大的，這是個分配的問題。傳統的經濟是什麼呢？……蛋糕我吃了一口，你就少了一口，這在博弈學裏，運籌學裏叫做zero-sum game；

第七、平等互利。在現在的社會化的經濟裏面，每一個進行社會生產活動的人都是平等的。海淀區第17食品廠的公章跟國務院的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門的公章是平等的；

第八、內憂外患，內憂為主。對外時……吃虧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是內憂的問題，是自己不懂的問題。同樣，對內時，在國內經濟停滯不前時，原因主要不是外在因素，而是內在因素。

40年後回頭看，恐怕内地尚未完全擺脫歷史包袱。當年改革開放是在内憂外患的艱苦境況下逼出來的，痛定思痛，上下求索，雖找到致富的門路，卻迴避了深層次的再造，踟躕於前，問題積重。

現今錢財是多了，嗓門也大了，但似乎少了點痛定的感悟、求索的謙卑。2019年，再度要面臨嚴峻的内憂外患，逼出來的是進還是退，有待分曉。唯要清醒，還是那句老話：「不要在新時期，犯新形式的舊錯。」

參考資料：1981年8月10日由民航總局印發的《國外民航參考資料》第三期

黃賢

生於香港，畢業於拔萃男書院及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獲法律博士學位，曾在美國最大的國際事務法律事務所工作。1978應邀回國，在北大（77、78級法律系）和外經貿大學（1979碩士班）講授國際經濟法、公司法、兼任中信和多個中央部委法律顧問，也參與多項立法工作。曾擔任北京吉普車、訊達電梯、平朔煤礦等等眾多涉外談判的法律顧問。主持翻譯《美國標準公司法》。1982因間諜罪坐繫秦城；1989秋，罪名推翻。1992返港，今在兩岸三地從事策略顧問工作。黃氏自1970起即參加保衛釣魚台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