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者的理智和希望

閉關寫書結束，剛出關便碰上浸會大學普通話風波。與一位該校研究生談起這件事，他告訴我，一名負責考核普通話試的中國大陸老師，不許學生的普通話帶台灣腔，令我感到不可思議，相信只是個别事件。欣慰聽到有涉事同學表示他的中醫學院大陸老師對他很好，我認識不少大陸朋友對台灣腔都有好感，還故意去學呢。

語言不應變成鬥爭工具

但校方無論如何亦應正視：這種語言沙文主義不能存在在校園，特別是老師有身教責任，其身不正何以令學生信服。

無疑語言是溝通工具，的確很重要，無須貶低或污名化任何的語言。旅途上我很羡慕通曉多種語言的旅者，其中認識了一位俄羅斯韃靼族朋友，通曉而且説得流利五種語言，包括中文。他向我細說怎樣透過語言去了解其所代表族群的歷史文化神話，娓娓動聽，讓我增長不少知識。

因為他，在我新書裡也介绍了韃靼族群。學習語言是非常有趣之事，不僅是溝通工具這麽簡單，而且是終身學習。如果學校能帶出學習語言的意義，總比強制好，何況已大學了，同學亦毋須將行動從要求校方檢討評核機制上升至「我們不要普通話」，把語言變成鬥爭工具，何苦呢？！

一言堂扼殺發展空間 但學生要學會表達

面對對立情緒，首先反求諸己。

我這一輩人成長在英殖時代，一樣經歷過家長式教育，討厭威權的學校。當時學校裏也有一種語言霸權，我甚至經歷過小息時學生也受監察，若不是以英語溝通就會受罰，可惜我們投訴無門：重英輕中是普遍風氣，說英語還不算數，大家還要追學牛津劍橋腔調（Oxbridge accent）來顯身份高低。

我因此很明白一言堂如何扼殺年輕人的創意發展。雖然至今香港教育機構依然千瘡百孔，但因時代不同，同學比前多了表達的空間，因此，學習怎樣表達來獲社會理解是個關鍵。一有不滿便表現急躁，污言辱罵更不可取，有失文明態度，反傷害了自己。

無助之際仍要保持理智

同學們，我想與你們分享一個發生在2006年貝鲁特的真實故事，故事主人翁是位黎巴嫩年輕女畫家。我想分享她面對以色列横蠻的襲擊時，作為無助的普通人如何面對滿目瘡痍的現實。

空襲期間的某天，她駕車外出時這樣說：「我看見紅燈，停了下來。街上空無一人，我發現自己在想着為什麼要停車，而不直接開過去。路上什麼都沒有，沒別的車子，也沒有交通警察。然後我想起這是最近要讓自己維持理智的方法：即使受到攻擊，我們也不能沒有禮貌；即使受到攻擊，我們也必須遵守規則。就這樣，因為我不闖紅燈，而維護了某種程度的尊嚴。」

跟着她看照後鏡，看到有其他車子開過來。她閉上眼睛祈禱，希望他們也停下來。當女畫家再睜開眼睛，所有的車子真的都停下來了，她不禁淚如雨下。每個人都遵守規則。這是她當天看到的一線希望，就是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讓人感到欣慰。

她還告訴她的以色列朋友，她沒有因此而學會憎恨，無論何種仇恨暴力只會令自己心盲。當連改革者也心盲了，社會還有希望嗎？

張翠容

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曾服務於西方及華文媒體，其後以獨立記者身份活躍於兩岸三地，隻身遊走在國際邊沿的第三世界，採訪過的國際大事計有：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的最後歲月、巴以地區衝突、伊拉克戰爭、拉丁美洲新世紀革命等。 曾採訪的國際領導人物有委內瑞拉總统查韋斯、巴勒斯坦自治組織已故主席阿拉法特、東帝汶開國總统古斯芒、柬埔寨王子拉那列等。 繁體字著作共四本：《行過烽火大地》、《大地旅人》、《中東現場》、《拉丁美洲真相之路》，。簡體字作品包括《拉丁美洲革命現場》、《中東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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