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學生的考勤表現差劣可成為學校的成效指標關係，因此在發現學生出席及遲到問題的嚴重性後，我們制訂了一個改善學生行為的行動研究計劃。有關計劃程序如下：
經過大家閱讀數據及深入討論後，我們設立了一個五人工作小組，由學生事務組主任帶領執行，其餘四位成員包括兩位訓導老師、一位輔導主任及一位學校社工。在學期結束時，我們需就此計劃的成效作評估報告。
我們在4月啟動此計劃時，向全體中四級同學舉行了一次簡報會，詳細解釋應如何改善他們的考勤表現以增加未來學習效能，以及學校對他們的行為要求與期望。接着，我們按需要發出警告信予有關學生家長，希望他們能與校方配合，一起看管及改善考勤不理想的同學。
在中四級的數據中，我們辨識了35位同學（缺課超過27日或嚴重遲到至50次或以上，或被班主任認為學習態度偏差的學生），個別約見他們和相關家長，要求立即改善，同時提醒他們學校會按時檢核他們的改善成效。此外，學校以十日為一期進行評核。全個計劃共分三個階段：第一期為22/4－6/5；第二期為7/5－22/5及第三期為23/5－5/6。若學生未能達到學校的要求，我們會邀請家長來校討論跟進。計劃的負責人需要不時向校方報告計劃的進度及成效，並給學生提供適當的「壓力及支持」。所有在第一階段達標的學生，校方均以3分操行分作鼓勵。如果持續改善，三個階段後他們可獲兩個優點以資表揚。
近半數學生有顯著改善
普遍來說，大部分學生在此計劃中都做到改善其考勤的表現。在35個學生中，16位學生均能在計劃前後有明顯改善，達全體成員的45.7%。考勤紀錄顯示，在計劃前（即1/4－21/4），全級學生平均出席率是85.7%，而遲到率是16.4%。中四級在1月至3月份的平均出席率及遲到率分別是87.4%，86.1%，87.2%和8.7%，9.0%，8.0%。計劃進行中，第一階段的出席率是91.4%，而遲到率是12.1%。這顯示此計劃使中四級增加了5.7%的出席率，而遲到率則下降了4.3%。
與全校的表現相比，計劃開展前，中四級的出席率是低於全校出席率87.5%的1.8%。計劃開展後，中四級的出席率比全校出席率88.5%高出2.6%。此證明學校向學生發出警告後，學生給予回應並作出即時的改善。雖然如此，學生的遲到情況仍未有明顯的改善，遲到率仍十分高。有關遲到率雖然由16.4%降至12.1%，但仍高於全校的6.9%，與全校的百分比相差高達5.2%。詳細的數據分析，請看表三。
回應我們所研究的問題：什麼因素可導致他們肯改善舊有的壞習慣？我們嘗試訪問12位學生及4位教師，希望從中找到啟示（當中包括6位在第一階段達標的同學及6位在第一階段不達標的同學）。在學生的角度，他們認為學校的警告給予他們反省的機會促使他們改善。最重要是他們明白到他們的壞表現會受到懲罰，而這些結果是他們不想遇見的。他們重新找到目標及調整他們的行為。
給予學生改善的機會
至於那些未能達標的同學也告訴我們，他們已從錯誤中學習，他們知道要面對可能出現的後果，他們缺乏自信去改變。當他們遲起床時，也會感到壓力，但尚未有決心改過。另外，他們亦感到很難改變遲睡的陋習，他們認為朋輩的影響很大，若他們得到朋友的關心及支持，相信可在第二階段改進。不過，他們仍感謝學校給予機會及空間讓他們改善，沒有放棄他們，對學校採用強化行為的措施也感到十分正面。
教師方面，他們認為此計劃能幫到一些本身是十分被動的學生。他們十分同意出席率與學習成果有着密切的關係。我們愈重視他們的出席率，他們的學習表現便愈佳。教師看到自己的重要性。此外，他們也認同家長的參與十分重要，家校合作有助計劃取得成效。學生一方面需要我們的推動，另一方面需要我們的認同與支持。
從這個行動研究經驗裡，我們所取得的初步成果是肯定、是鼓舞的。雖然第一期計劃只有45.7%學生能改善他們過去的不良考勤及遲到行為，但這卻給學校帶來若干啟示：
1. 外在及內在的強化作用是一個好的工具去改變學生的負面行為，尤其應用在心理學的教學上；
2. 被動的學生需要明確的指導及支援，他們需要給予壓力及須與他們共建目標來協助他們成長；
3. 家長的協作在此計劃是導致成功的重要部分；
4. 在整個計劃中，社群學習、得到教師的壓力及支持、家長及朋輩的關心及關注等外在的刺激及學生對自己的抱負、自助、自信、自我完善及自我管理等內在強化均是成功因素去改變學生自己的行為。
改善學生考勤表現（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