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經寓言，恆河沙數，或取材生活，或鉤沉舊籍，董理成篇。用來宣言說教，自當水到渠成。若追源溯始，鉤沉故事來源，縱使身懷絕技，也得別有本領，諸如語言天份及組織能力，才能撥開雲霧。這方面錢鍾書可謂得天獨厚。翻開他的《七綴集》，當中〈一節歷史掌故、一個宗教寓言、一篇小說〉（以下簡稱〈小說〉）介紹的《佛說舅甥經》淵源與評鑑，就讓人豁然開朗。
中西文獻互相照明
〈舅甥經〉，又稱〈佛說舅甥經〉，內容大意謂從前有一為官舅父，因貪國庫財寶，與外甥串謀盜取之，被國王識破。東窗事發之際，外甥唯有砍下舅父頭顱自保，逃之夭夭。國王誓要人贓並獲，決定將無頭屍首置於市路口，繼而刻意洩漏燒屍風聲，還以公主作餌，引蛇出洞。結果被外甥逐一智破，既取回遺骸，復令公主珠胎暗結。國王將計就計，再以王孫為餌，外甥智取親兒，遠走他國。其智甚得他國君主賞識，欲將女兒許配，為他所拒，謂早有意中人。國王愛惜其才，欲替他完成心願，最終娶得美人歸。
〈舅甥經〉原文，來自印度經典還是別有所依，不得而知。錢鍾書的本領之一，就是讀書過目不忘。他發現公元前五世紀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歷史》（錢君索性譯為《史記》，與司馬遷齊光，就非常巧妙）一書，其中一個故事與〈舅甥經〉幾乎完全相同，故事將宗教寓言變為歷史掌故。此外，他又發現十六世紀意大利邦戴羅（Matteo Bandello）的名著《短篇小說集》（Le Novelle）的一個故事與〈佛說舅甥經〉幾近相同，原來的歷史掌故變成情節緊湊的小說，內容更豐富，敘事技巧更完善。錢君復以白話文從意大利文翻譯過來，只刪掉故事的「鋪比典故和穿插議論」。他將三篇故事比對，得出一個結論：「一樁歷史掌故可以是一個宗教寓言或比喻，更不用說可以是一篇小說。」
錢的發現，讓讀者知道，至少從公元前五世紀希羅多德的希臘，輾轉到了公元三世紀的中國，再到十六世紀的意大利。故事經歷2100多年，舊瓶還是舊酒，湯藥幾近不換，內容幾乎沒變，只是角色名稱，情節略作改變增刪，巧合還是傳承，經過實在耐人尋味：「佛經和古希臘史曾結下這段文字因緣，很耐玩索，也許有人指出或考訂過」。錢氏的比較對照，恰好展現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個側面，這種中西文獻互相照明的手法在他的作品屢見不鮮，幾乎成為他作品的標誌。
錢氏譯文簡潔優美
錢鍾書語言能力之強，看過他作品的朋友，應該印象深刻。他不論說話行文，英德法意等語，行文信手拈來，似全無障礙，夏志清，水晶、劉紹銘、湯晏、汪榮祖等人，留下不少錢公野史軼事，可作佐證。文中跟〈舅甥經〉相關的共三個故事，除了第一個為竺法護譯文外，其餘兩個，均由錢氏翻譯。這裏先摘錄三段情節相同的譯文，簡作比對，以見他的文字之美。第一段先引西晉竺法護的譯文：
外甥教舅：「舅年尊，體羸力少，若為守者所得，不能自脫。更從地窟，却行而入。如令見得，我力強盛，當濟免舅。」舅適入窟，為守者所執，執者喚呼，諸守人捉。甥不制，畏明日識，輒截舅頭，出窟持歸。
錢君不單全錄法師譯文，還指出譯文裏有若干魏晉時代用字，諸如「連昔」，「蛇維」、「嗚噈」、「見哀」，與今人用法迥異，如「蛇維」，今天寫作「荼毘」，也就是火化。若非他點出，讀者尚需費一番爬梳功夫始能釋然。他深厚的文字學根柢，就在字裏行間展現出來。
希羅多德所記的掌故，雖有增飾，主線絲毫未改，且看錢鍾書的文言譯文：
二賊又來，一先蛇行，至於篋處，頓陷機中，無復脫理。急呼厥昆，示己處困，而謂之曰：「趣斷我首，免人辨認，殃及汝身。」弟解其意，依言而行，還石原處，攜頭回家。
譯文簡潔有力，與竺法護相較，亳不遜色。至於邦戴羅的小說，踵事增華者多，內容更添繁富，錢君譯文如下：
一天夜裏，他們照常挪動石塊，放膽進庫。哥哥一腳踏着機關，立即寸步難行，兩條腿夾合一起，再也分不開。他掙扎愈使勁，機器捆扎愈收緊。弟弟忙來解救，用盡手段，也無濟於事，那捆住不放的鎖鏈愈解愈緊。這人給機器扣住，自知沒有生路，兄弟倆一齊叫苦，遭上了橫禍，呼天怨命。哥哥就囑咐道：兄分啊！我誤落機關，沒有配合的鑰匙，誰都打不開這具鎖。明天準有人進庫，假如國王親自來到，看見我在這裏，咱們的勾當就戳破了。我得先受盡刑罰，被逼招供出犯案的同伙來，到頭還難逃一死。………好兄弟，空話少說，白費唇舌，耽誤了大事。你狠狠心，把我的頭連脖子斫下來，剝光我的衣服，人家就認不出是我了。………那時天將分曉，弟弟背起裝滿金子的口袋，一邊哭，一邊拔刀割斷哥哥的腦袋，包在屍身上脫下衣服裏，含悲忍痛，和金子口袋一起帶出牆外，把石塊好好放還原處。
這段譯文，內容詳細，筆者只選取與之前兩段相關部份，故上文間有省略。譯文讀來全無翻譯味，文言功力絕不亞於竺法護。邦戴羅的轉寫，十足小說，錢君指出邦氏小說，開首大多附有一段類似「楔子」或「入話」，故事結構更完整。錢君譯筆，引人入勝處尤多，邦氏小說最後一句，錢鍾書翻成：「那個殘殺同胞，盜竊財產的賤種就也搖身變為貴族和上等人了」，說書人的語氣，更形活現。他要讓讀者知道那是原文漢譯，除了文後下註外，還在機關處錄下原文比對，如「把黑的說成白的來哄我」（a me mostril il bianco per il nero），譯文加上原文，為「炫博」手法之一，即炫耀博學，既引人入勝，又能沾沾自喜。此語稍有負面意思。然而，對幾乎是同一文本（不論是英文還是拉丁語系）作文言白話翻譯，如非武林高手，恐怕無法做到。
至於三種文本的故事結構，錢認為〈舅甥經〉最差勁，若干情節需要辯解，情理也說不通，他說：「〈舅甥經〉裏的賊是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冒險採花者，似乎公主靜靜地、乖乖地由他擺佈，到她伸手抓來人、放聲叫『守者』時，早已讓他得盡便宜。要不然，她哪裏會『懷妊十月生男』，而且孩子貨真價實是他下的種呢？這裏的敘事很有破綻。」作為小說，他覺得劇中角色人物愈多，所需的敘事時間就愈長；故事結構愈錯綜複雜，愈不易分明，漏動也就愈大。他稱許邦戴羅，因他充實了故事內容，增添若干人物對話，並補加不少細節，這從上引文已能窺見。錢君的洞見與分析，遍於字越行間，有時甚至幽古人一默：
佛經故事的本領最差，拉扯得最囉嗦，最使人讀來厭倦乏味。有不少古代和近代的作品，讀者對它們只能起厭倦的感覺，不敢作厭倦的表示。但是，我相信《生經》之類夠不上特殊待遇，我們還不必就把厭倦當作最高的審美享受和藝術效果。
他的鑑賞標準，主要從文學敘事手法作考量而非宗教故事背後的隱喻。筆者覺得，小說敘事的發展，隨着時代進步和社會需求，情節愈加複雜乃自然的發展。宗教寓言，在於說教，其餘枝節，大可從略，敘事手法未臻境界，可以理解。錢君將佛經寓言與小說家邦戴羅並列比對，佛經故事技巧不足之處，實在難免。此乃宗教目的與文學藝術之差異。
季羨林的求索精神
〈舅甥經〉的開展，源於舅父一時貪念。舅父是誰？經謂：「舅者，調達是也。」調達者，就是人所共知的提婆達多（Devadatta，意為天授），「調達」一詞為舊譯。看來故事目的之一，在在要證明提婆達多乃罪魁禍首。提婆達多作為釋迦牟尼的堂弟，早於佛在世時，已惡名昭彰。他三番四次加害佛祖，朋黨結怨，破壞僧團，凌辱耶輸陀羅，又離間阿闍世王父子關係，可謂惡貫滿盈，在唐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的敘述尤為詳盡。然而，已故梵文學者季羨林對佛典刻意醜化提婆達多不以為然，八十年代他寫下〈佛教開創時期的一場被歪曲被遺忘了的「路線鬥爭」〉，為調達翻案，想為他討回一點公道，並嘗試推論提婆達多派在印度續有發展。文題雖然充滿思想傾向，然而內容不落俗套，無損文章價值，也給讀者一點啟示。
季羨林在文中先引述國外多部重要佛教史對提婆達多的評價，包括Charles Elliot，Hermann Oldenberg、Étienne Lamotte及A.K.Warder等，結論當然是一面倒負面。蓋因佛在世時，提婆達多臭名遠播，為人詬病。然而，十惡不赦，總有一善，憑他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求索精神，終獲一點發現。
在漢文《四分律》卷四，《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三、《十誦律》卷三十六、《鼻耶》（鼻奈耶）卷五，季老找到了佛陀與舍利弗及阿難的對話，以證釋迦曾僧團讚譽早年的提婆達多，如《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三：
舍利弗言：「我昔已曾讚嘆調達，今日云何復得毀訾？」佛言：「汝昔讚嘆，為事實不？」答言：「是實。」
季老的佛教因緣，讓他及時看到並比對新疆出土梵文及巴利文有關「破僧事」(Samghabhedavastu)，發現梵文本有這一句：「大德！從前我曾讚嘆過提婆達多的品質，說，提婆達多是善良的、英俊的、有德的，現在人們將會譏笑我前後矛盾」，漢譯本全附闕如，據此他認為提婆達多於僧伽中曾有極高聲望，受佛陀及舍利弗欣賞，且有自己徒眾。五世紀法顯及義淨所記，印度仍有提婆達多派僧人，季老認為他們的存在是一股「潛流」，一股潛在的流派，推斷該派一直在印度發展，一同經歷佛教由原始到部派，大乘到密乘佛教的盛衰。他從梵文，巴利文及漢文佛經的比對，通過種種對提婆達多的記載，發現部份佛教經文並不真實，也有捏造的成份。當然，他深明這純是一種推論，還未有確切文獻以茲佐證。
筆者覺得，不論佛經寓言還是哲學義理，要考鏡索源，還其本來面目，實在複雜。要解決這類問題，光靠漢文大藏經絕不能解決。論者必須具備多種佛經語言能力，並時刻留意新出土文獻，加以比對，才有機會還原歷史。當然，要掌握並嫻熟運用梵文、巴利文、藏文及漢文，一點不容易。如歐洲幾位藏傳佛教學者，諸如 David Germano，Sam van Schaik、Robert Mayer夫婦及Orna Almogi等寧瑪派專家，提出寧瑪派（rNying-ma-pa）重要文獻《寧瑪十萬續》（rNying-ma -rgyud-’bum）內，不少儀軌因沒有可靠的印度源頭，結果未編入《西藏大藏經》。他們還比對敦煌藏文文獻，考釋出《寧瑪十萬續》部份儀軌內容取自西藏的苯教（Bon-po）儀軌及教法。由此可知，要索源文獻，尋其原委，一點不易，此屬一例。
錢鍾書〈小說〉所記的「見哀」，「蛇維」等詞，要弄清其義已不容易。錢鍾書與季羨林的語文學訓練各有所長，鉤沉所穫各異。通過他們撥開雲霧見青天，讀者才知部份佛經故事原型（archetype），甚或經中諸說，並非原來旨趣。二人所記的提婆達多，又是一例。
錢夫人楊絳在〈錢鍾書對《錢鍾書集》的態度〉說：「《七綴集》文字比較明白易曉，也同樣不是普及性讀物。」說文句，〈一節歷史掌故、一個宗教寓言、一篇小說〉絕不艱深；說內容，說深度，倒需花點時間仔細玩味。錢氏博通中西，《管錐》《談藝》不必說，單就本文談及的〈小說〉一篇，就進一步證明中西文化交流的足跡，遍布各類文獻紀錄，文中除了比對，也給予適當的評價。他的機智，幽默與才華，盡在字裏行間，這是錢作讓人津津樂讀的地方。
本文所據資料如下：
1.《錢鍾書集．七綴集．一節歷史掌故、一個宗教寓言、一篇小說》，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189-210。
2. 〈佛教開創時期的一場被歪曲被遺忘了的「路線鬥爭」〉，《季羨林文集》第七卷：佛教。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頁278-313。
原刊於佛門網，獲作者授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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