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無法完成的使命

上回提到，疫情控制與重啟經濟是拜登上台要馬上處理的兩大緊急任務，拜登解決新冠疫情的殺手鐧與特朗普其實也無明顯差別，只能依靠新冠疫苗趕快推出。至於經濟危機，他則推出比其在任副總統時規模更大的拯救經濟方案，以期盡快控制疫情，恢復正常經濟生活，並着眼於2022年美國經濟可以獲得快速的復甦和增長。

儘管在針對疫情和重啟經濟問題上，對立的雙方立場完全不同，但至少有解決問題的殺手鐧，即疫苗。但拜登在解決美國社會的社會危機上則沒有那麼幸運，並無靈丹妙藥。美國社會危機的根源還是經濟問題，那就是不斷惡化的貧富懸殊和不平等。

全球化誘發貧富懸殊美國陷入底特律化

美國在1929年的經濟危機之後，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成為共識，即便共和黨政府主政也沒有改變這一政策，這導致凱恩斯主義在美國大行其道，長達半個世紀，直到70年代列根上台。政府的過度干預和福利政策引發的危機，導致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在70年代末成為主流。而美國在新一輪的自由貿易和全球化浪潮下獲得了快速的經濟成長，卻加劇了國內的貧富懸殊，族裔之間的不平等想像愈發嚴重。美國東西兩岸受益於新科技革命，以及華爾街的金融霸權，美國的科技大企業和金融機構是全球化的得益者。這反而導致美國東西兩岸和美國中部和南部之間的對立更加明顯，美國原有製造業集中的中部地區淪落為「鐵鏽州」，出現了政府入不敷出、城市急劇衰敗的「底特律化」現象。

如今在美國，收入最高的1%人口控制的財富總額處於1920年代以來的最高水準，最富有的美國人擁有國民財富的26%，前10%的人控制着70%左右的財富。而導致特朗普上台的主要根源就是一大批藍領工人，特別是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白人，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貧窮陷阱。

根據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數據，從去年3月中旬到12月中旬，亞馬遜和沃爾瑪的股價分別上漲了約70%和36%，而到2020年12月底，兩家美國大企業的員工的工資僅增長7%和6%。貝索斯（Jeff Bezos）的年薪只有8萬多美元，但他是全球最富有的人。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高薪工人的就業實際上略有上升，而中等收入工人的就業下降了4%，而低收入工人的就業下降了19%，受到最大影響的就是零售、旅遊和其它服務行業。從2019年11月到2020年11月，近一半的工作機會流失來自三個收入最低的行業，即服務，貿易，休閒和酒店等行業，而這些行業就雇用了38%的工作力。低收入工人失去了工作，從事高科技和金融行業的高薪人士則得以保住工作，2020年第三季度的每周中位數收入實際上比前一年同期反而增長了8.2%。

打擊壟斷有名無實加劇種族財富鴻溝

在特朗普上任之後，貧富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加劇，黑白財富之間的鴻溝也愈來愈大。根據剛剛完成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美國白人家庭的財富中位數為17.1萬美元，西班牙裔家庭為25000美元，非洲裔家庭為9567美元。這種差距在受過大學教育的人群中更為明顯，根據聖路易斯聯邦儲備局的數據，在1989年至2016年間，與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家庭相比，同樣受過大學教育的黑人家庭的財富減少了近一半。疫情爆發之後，黑白間的鴻溝逐漸擴大。有色人種在經濟災難中首當其衝，黑人企業主破產的比率遠超過白人企業主。

根據紐約聯邦儲備局的數據，2020年2月至4月之間，高達41%的黑人企業關閉，而關門的白人企業只有17%。與此同時，黑人家庭在獲取銀行貸款方面也同樣面臨歧視，迫使他們生活在資源較少的社區，與白人家庭相比，他們財富積累的能力受到了相當大的影響。同樣的信用記錄，黑人可能被拒絕貸款：即便獲得了貸款，所支付的利率則比白人要高。拜登政府有意出台相關政策，幫助少數族裔，特別是非洲裔的小企業可以獲得成功，以縮小貧富之間的差距，其中一項具體的建議就是透過小型企業管理局（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資助受疫情嚴重影響的少數族裔企業。

但拜登政府要解決美國社會的這一毒瘤則難於上青天。一方面，如果缺乏政府明確的政策支持，幾乎不可能實現消除種族不平等和貧富差距的目標。另一方面，眾多的特朗普的支援者恰恰認為政府偏袒少數族裔和新移民的政策正是問題所在。不過他們只有在一個問題上有共識，加劇美國社會不平等和貧富懸殊的始作俑者是美國少數具有壟斷性的大公司，他們的瘋狂的增長才是主因。但是，即便民主黨內的左翼進步經濟學家希望拜登政府可以打破大公司的壟斷，這實際上也是天方夜譚。特朗普在任期間也只不過將炮火對準自己不喜歡的大型科技巨頭，也沒有從法律層面上將目標鎖定這些大公司，如亞馬遜和臉書，以打破他們的壟斷地位。

兩黨相爭才是美國毒瘤

如今，幾乎所有的人都認識到美國社會貧富懸殊是美國走向民粹的根源，也是特朗普四年前得以上台的主要原因。在他主政四年之後，這一局面並沒有得到任何的改善。他在離開白宮前發表的視頻講話裏，再次強調眾多被美國社會忘卻的人，他們的聲音必須被聽到。

問題在於，一方面，美國重整製造業的藍圖難以實現，數字經濟和AI所帶來的創新並不會增加低層次工人的工作機會，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工人，不分種族，都無法從中獲益，同時還要面對不斷從拉丁美洲湧入的非法移民搶奪工作機會。

另一方面，美國政府赤字不斷攀升，已經達到了美國GDP的106%，美國長期以來寅吃卯糧的局面可以維持多久？儘管國會山莊上的兩黨議員已改變了對赤字的態度，淡化了對赤字的擔憂，如今的容忍度也遠遠超過10年前。問題在於，不僅拜登政府束手無策，而且在盛產經濟學家的美國，也沒有任何人提出一套可以解決這一困境的良方。真正的問題所在就是極度兩極化的兩黨政治，缺乏以國家的利益而非黨派的利益來解決造成美國社會分裂的「毒瘤」，美國的民主制度已被民粹主義綁架。

下回繼續探討經過特朗普四年任期下的2021年的美國總統就職儀式突顯了美國的民主制度變成怎樣子。

〈至暗時刻：拜登能否再創奇跡？〉之二

回顧系列上回文章：〈特朗普禍延拜登的兩大緊急任務〉

劉寧榮

大學教授、資深媒體人，現任香港大學協理副校長（大灣區發展），曾任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助理總監、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 SPACE）常務副院長（商學及中國發展），推動成立中國商業學院暨企業研究院，並出任創院院長；專注政經趨勢與全球化、教育創新與領導力、戰略與品牌管理、營銷與商業傳播。他曾任職中美兩國多家媒體，長期觀察中美關係和全球發展趨勢，兩次全程採訪美國大選。出版紀實、評論和學術作品5冊。他是美國亞洲基金會、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以及德國柏林國際新聞研究院的訪問學人。中國南開大學學士，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碩士，英國布裡斯托大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