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可用的3種對華手段|雷鼎鳴

拜登上台後，外交政策似有3個重點：一是修補被特朗普破壞了的與盟國關係，二是重新加入國際組織，三是延續對華的強硬態度。3個方向的核心其實都是在遏制中國的崛起。

這些政策並非新生事物，奧巴馬年代已有，拜登只是蕭規曹隨而已。但奧巴馬的政策遏止不了中國的冒升，特朗普用更極端的政策，後果更糟糕，中美實力差距進一步縮窄，拜登老調重彈，但彈得響嗎？拜登把中美關係定位為競爭關係，競爭什麼？按照常理推測，應是指如何維持美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或外交上的主導地位，此種影響力或地位亦可為美國帶來經濟利益。

要達到此等目的，美國可有什麼手段？我相信有3大類手段，一是軍事實力；二是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三是意識形態軟實力，亦即西方社會常提及的自由、民主、人權等所謂「普世價值」，並將此等軟實力武器化。但這些策略能扭轉美國相對實力走下坡的態勢嗎？

中國國防穩固能抵美國攻擊

中國對這些板斧其實十分熟悉，因為中國漫長的歷史中早孕育出相關的智慧，當中又以戰國的歷史最集中演繹過國與國之間可如何博弈。打個岔，近日斷斷續續的觀看內地4套有關大秦帝國的長篇電視連續劇，其製作認真，當中時有使人驚喜的亮點，例如《大秦帝國之縱橫》中張儀的連橫戰略，其對手是搞合縱的公孫衍，而非《史記》中所說的蘇秦，一個歷史劇有膽量挑戰司馬遷？有的，它是根據1973年出土的馬王堆《戰國縱橫家書》的資料，當中顯示，蘇秦是晚期得多的人。

在戰國的博弈歷史中，秦國在立國的頭500年內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在秦孝公（前362至前338）初期，仍被魏國欺凌，及後秦孝公得商鞅變法，才轉弱為強，國力冒升。商鞅後來雖得罪了太多宗室被車裂而亡，但秦孝公的兒子秦惠文王一樣沿用商鞅的新法，並重用張儀在大國間利用利益軍力與外交搞同盟，以應付公孫衍的另一批結盟國家。這時秦國已有足夠的軍事與經濟力量與強敵周旋，其他國家本看不起秦國，到了這時期已變為害怕了。當中很多歷史細節與權謀，可為要明白國際關係的人提供不少參考。

言歸正傳。美國軍力超強，軍費接近GDP的4%，中國則只是2%左右，若論軍費絕對值，美國近乎中國的3倍。不過，美國手伸得太長，全球數百個軍事基地，經常性支出龐大，致使特朗普也希望削減開支及要求其盟國分擔美國軍費。反而中國的軍事力量集中在防守上，省錢得多，軍事開支佔GDP的比重十分平穩，GDP上升才增加軍費。上世紀80、90年代，蘇聯的經濟被軍費拖垮了，今天美國欠債纍纍，若不把軍費轉為發展經濟，會否角色轉換，變成她的經濟被軍費連累，而中國卻變成當年的美國？要注意的是，今天美國軍事力量雖遠勝中國，但在防守戰上，中國中程導彈及人造衞星技術的一連串突破，已經對美國航母有嚴重威脅，美國已無把握在中國海岸2000公里內佔有優勢。這便足夠了，中國並無遠洋擴張的意圖，美國的軍力也就奈何不了中國，中國自己守得住，在外交上便可腰骨挺直了。

在國際間的經濟利益上，美國明顯處於下風。世界200個國家中，130個的最大貿易國是中國，不是美國；而且中國每年新增的資本冠絕全球，可到處投資或助人基建；中國的中產階段市場亦正在急劇擴大。這些條件都是美國所沒有的。

雙重標準的美國普世價值

軍事上奈何不了中國，經濟利益上輸給中國，美國搞外交便只能由實變虛，以所謂「普世價值」團結盟國，打擊中國的武器。此種戰略，戰國時也曾有過。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的仁義道德，套在今天可以變成自由、民主、人權。國與國間若有重要共同利益，根本不需要價值觀作基礎去結盟，若利益不足，才需滿口仁義道德。

不是要放棄仁義道德，這些還是要講的，但美國訴諸於所謂「普世價值」，卻有重大紕漏，不見得能起多大作用。美國的問題是常抱雙重標準，有口說別人，無口說自己。美國的建制對攻入國會山莊的暴徒毫不手軟，但對佔據及破壞香港立法會的黑暴卻稱為民主鬥士，這怎麼不叫人懷疑其動機之虛偽？美國的知識界已在反省「阿拉伯之春」對北非及中東的國家帶來災難，美國在這些地方大肆破壞，受害的多是回教徒，但她卻為了打擊中國的絲綢之路，製造假新聞說中國在新疆搞種族滅絕。其實維吾爾族人口增長率遠超漢人，如何能有種族滅絕？內地有幾名大紅大紫的維族美女影視明星，她們身形瘦削苗條，穿衣甚少，內地有網民笑稱她們可被西方社會描繪為被迫害至衣食不足！西方媒體有關新疆的報道，已被內地人民視為笑話，此點我有同感，因為它們對香港的報道一樣使我們知道是在胡說八道。美國仁義道德策略我也不看好。

我深信中美之間本來不應有利益衝突，合作共贏遠比互相對抗要好。美國早已失去遏制中國冒升的機會，若勉強為之，卻可能把中國變成自己的敵人，成就了自我應驗的預言，十分不智！

原刊於《晴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雷鼎鳴

香港科技大學榮譽大學院士、經濟系榮休教授、嶺南大學中國經濟研究部榮譽總監、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芝加哥大學和明尼蘇達大學畢業。曾任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副院長等管理職務、北京大學訪問教授、大連工學院工業科技管理全國培訓中心美方教學團成員。雷氏除為全國港澳研究會、美國經濟學會在內四間學術機構會員外，也歷任27份國際專業經濟學報和劍橋大學出版社編輯顧問、委員或審稿員，包括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觀察》與芝加哥大學《人力資本學報》（Journal of Human Capital）。雷氏亦為香港特區太平紳士、銅紫荊星章獲得者。歷任香港特區政府長遠房屋策略委員會、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扶貧委員會等十多個諮詢架構或法定團體成員。他也是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委員會、台灣陸委會的成員。榮獲第二屆全球傑出華人暨中華文學藝術家金龍獎、2008年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范克廉傑出教學獎。多篇論文在國際頂尖學術期刊發表，其中四篇獲選入「經濟學關鍵性著作國際文獻館」，並著有《坐港觀天──從香港向外看經濟》、《用經濟學做眼睛》等13本書。另近年部分文章被編入《香港超越內耗》、《香港顔色密碼》等6本書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