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與命運：戰略闕如的香港

筆者主修戰略學，儘管應用範疇為政治與軍事方面，但大原則與其他戰略還是相通的。港府以至香港長期不講究戰略是顯而易見，但也很少像現屆政府般缺乏甚至排斥戰略的。這種與戰略背道而馳的表現，固然會影響施政成效，亦可能在日後造成重大後果。

無法闡明問題

戰略是一種思想方法，其目的是整理事件、確定優先順序，然後選擇最有效的行動路線。所以戰略也是一個過程，當中有必經的步驟。去年李家超政府匆匆上台，本來就缺乏一套完整的施政綱領，也有相當方面須承襲林鄭月娥政府遺留下來的計劃，再加上要配合國家發展戰略，以致整個戰略計劃（strategic planning）一開始已是東拼西湊、不着邊際。而認真地從香港角度出發的戰略計劃過程，筆者相信是從未開展過的。

此外，本屆政府的戰略計劃從一開始已存在一個重大的致命傷──它無法如實地闡明問題（define the problem）：經歷了2019至2020年的政治風波後，香港不少的基礎因素已出現重大變化，一些重要趨勢甚至已倒轉過來，政府不得不正視和相應調整。

然而在「後國安法時代」，許多敏感問題只能避而不談，另外有些計劃明顯是不容改變，因而不容許社會有真正討論，令闡明問題這個在制定戰略中最基本但極關鍵的步驟被封印起來，令隨後必要的適應和調整（adaptation）過程亦無從發生。

如何塑造未來

另一方面，政府一向存在將目標誤認為戰略的傾向──大灣區融合也好，發展土地房屋也好，搶人才也好，通常都是定下一個目標，然後說要達到那目標，便認為這是一個戰略。但無奈這仍只是一個目標，談不上是戰略。戰略的一個重要目的是為了塑造未來（shape the future），過程中需要先預期一個未來（anticipate a future），發現情境中的關鍵因素，設計一種協調及能夠以針對性的行動來處理這些因素的方法，以塑造一個有利的環境。我們不難發現，政府的計劃一般不止是欠缺想像力，就連協調各種因素和”join the dots”的意圖都欠奉，這樣如何能構建一個願景、一個未來？

以搶人才為例，政府去年底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吸引更多內地及海外人才來港發展，除了年薪超過250萬元的人士之外，全球百強大學的畢業生也可申請。當然誰都知道，年薪超過250萬元人士及全球百強大學的畢業生屬人才，但這些申請條件反映出，政府對於具體要搶什麼人才是毫無頭緒的，計劃是即興式創作，企圖以拼湊和猜想的方法去「接近未來」。

事實上，政府如要吸引人才來港發展，至少要讓外界知道香港未來發展前景是怎樣，唯政府就是一直拿不出一個像樣的願景來，以致對外工作流於空泛的「說好香港故事」，難免令人感到軟弱無力。且不說本港現時各行各業都出現人手不足、請人難的情况，明顯不單止需要高端人才。可見政府搶人才根本沒有對症下藥，很大可能只是為了應付中央的要求。

「見林不見樹」 把長期願景當成首要目標

另一點令筆者大惑不解的是，大灣區融合明明是個中長期的目標和願景，但港府好像把它當成唯一目標和首要任務。沒錯，筆者明白特區政府有責任配合國家發展戰略，促使香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唯大灣區融合本來就是個長遠目標及自然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現在將政府及本港大部分資源投放在大灣區融合，以及與之相關的「明日大嶼」和北部都會區這些中長期目標之上，以此向中央邀功，卻把更迫切的目標擱在一旁。這種「見林不見樹」的做法，必然會犧牲大量短期目標。

與此同時，除了配合國家發展戰略及「說好香港故事」之外，政府好像不需要制定任何具體的城市策略、地區策略或經濟策略似的，任由這些領域無人駕駛，維持真空狀態。雖說港府長期作為「小政府」，這種情况已司空見慣，但就在香港正要重新出發，需要一些具體方向與策略的時候，卻發現一切付之闕如，也夠令人惆悵。

政治任務與戰略迷航

在戰略闕如的背後，李家超政府更索性讓政治「公關化」，務求令所有工作讓中央與外界看見，過程中毋須顧慮效率與成效，因為大部分時候只做了一兩步便沒有下文，正所謂「講咗當做咗」、「攞完彩就收工」。這可能是中央特意挑選服從性強、懂得迎合上意的人加入政府的弊病。

近期公共設施接連發生意外和石屎掉落，鐵路亦因老化問題而事故漸多，反映出不同社區相當部分的公共設施與系統及樓宇，已經面臨嚴重老化，急需維修與保養，部分更需要重建或升級，當中要投入龐大資源，將涉及巨額開支，對此政府不得不做準備和取捨。可是，政府對這龐大財政壓力卻不甚在意，繼續力推「明日大嶼」計劃，仍抱着一旦建成「明日大嶼」，本港大部分問題便可迎刃而解、「一天都光晒」的心態 ，絲毫不考慮其他可能，情况令人擔憂。

法國戰略家薄富爾（André Beaufre）對戰略有一個發人深省的詮釋，他說戰略「是一種思想方法，使我們可以控制時局，而不是被時局所控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香港的情况卻似是這句話的反面，實則是半點不由人。在這種戰略迷航的狀態下，香港還可以走多遠？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袁彌昌

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系博士，香港政策研究所中美關係與香港研究中心高級研究顧問。曾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央政策組特邀顧問、民主思路總幹事及新民黨政策總裁。現主要從事中西戰略思想及其融合、孫子、老子及毛澤東戰略思想、中美關係及香港政治等領域的研究，其專欄評論文章定期刊登於香港《明報》筆陣及《am730》。

View all po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