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嶺南大學前協理副校長王耀宗教授已於今年7月1日退休，現以兼任教授的身份在嶺大任教。他服務嶺大33年，在餞別宴時的致謝辭時，談及嶺南大學的發展、歷代校長等，內容豐富，本社將分三篇陸續刊登，讀者切勿錯過。以下為第三篇：
「四」是指我個人生命上在嶺南任教期間發生的四件大事。很明顯，30多年的時間不算短。社會不斷地變化，自己也跟着變化和適應，上述的大學發展三個階段肯定對我有所影響。第一件大事，是我第一個子女──大女兒出生。我結婚頗早，大學畢業後一年就結婚了。當時正在讀研究生碩士班第一年。取得碩士後，又去歐洲遊學了兩年，在英法兩國各耽了一年。第一年在曼徹斯特做訪問生，第二年大學肯正式錄取我；但是我還是去了巴黎和太太匯合。之後回港，開始工作，在進入嶺南時，我已工作了六、七年，生活逐漸安頓下來，而我們人年齡也不少了，不約而同興起了生兒育女的念頭，因此，大女兒86年出生，我大喜若狂。我還特地寫了一篇《生之喜悅》的文章（ 註1），記述了我當時的心情。大女兒的出生，是我進入嶺南的第一件人生大事。
第二件大事，是我在90年代中期，採取停薪留職的方式，前往澳洲昆士蘭大學就讀博士學位。95年陳坤耀就任校長後，「博士化」已成為趨勢，博士學位差不多成為大學執教的執照了。事實上，我在八十年代後期，正預料到這股趨勢了，而自己的確為讀博士學位而準備了幾年。幸而，我留學澳洲兩年，即取得博士學位，是政治系（Department of Government）有史以來最快取得博士學生之一。回校復職之後，有一次一位同事對我說：「幸而你取得學位，否則你可能回不來嶺南了」。在加入UPGC後，社會科學院經歷人事大變動，黎鳳慧博士離任，新院長上任，很多沒有博士學位的教員被逼離開，加入的，卻是外國名牌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畢業生；而不能出外就讀博士的教員，也要帶職就讀。在社科院內，起碼四位教員是在這種情況下，完成博士學位的。
第三件事是發生在2004年。當時，我的雙眼近視度數增加得甚快，望遠處出現疊影，得知是白內障，而白內障手術（換晶體）可以矯正此問題。經朋友介紹後，去了一位私家眼科醫生進行手術 。誰知簡單的手術出了意外，醫生在手術中，將晶體前面的眼角膜割裂過大，造成重大創傷，視力全部喪失。後來，差不多找過十位醫生診治，確定不能痊癒，其後兩年，經過兩次「眼角膜移植」手術，終於不能治癒（ 註2）。
後來，經法律界朋友說，民事訴訟只有三年期限，於是在兩次眼角膜手術失敗之後，三年年期屆滿之前，我決定提出法律訴訟。官司經歷三年，文件之反覆來往，終於在2009年庭外和解。從手術失誤至官司結束的五年期間，我都不能正常地生活，奔走於醫院和家庭之間；有一個時期，我更前往廣州的中山大學眼科醫院尋求治療，早上乘直通車前往，晚上乘直通車回港。在家裏，為了不影響三個小孩的正常上學生活，我要裝作若無其事；而在大學內，教學、研究及寫作出版工作照常進行。記得那時我的博士論文出版工作，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出版社要求我對論文稍作初步核對，那時，正是眼睛治療的關鍵時刻，隔三、數天就要見一次醫生，右眼看不到東西，左眼也有深度近視，另外，移植眼角膜之後，要吃抗排斥藥，引致身體極度虛弱，更有高血壓。那次核對工作，真是辛苦極了，後來效果也不理想。（ 註3）
與嶺南五任校長共事
第四個階段，我合併在「五」一起敘述了。「五」是我在嶺南經歷了五個校長。我是在黃啟鐸校長期間（1981-1983）被聘為通識課程講師的。當時面試我的人，卻是是任副校長陳佐舜博士。說起來，我申請嶺南這個教席十分偶然。當時我仍在樹仁學院執教，後來為了薪水的問題，和校方有些爭辯，我決意離開另謀發展。恰巧，一位嶺南大專畢業的朋友說，嶺南有意開辦通識課程，正在找一位兼職講師。我在中文大學研究院取得了哲學的碩士學位，研究英國著名哲學家Karl Popper的知識論；在中大的副修是社會學，在樹仁學院任教社會學理論等課程，對於任教通識課程，我是有信心的。那次申請，一舉成功，從此變成嶺南人。翌年，嶺南學院架構重整，正式設立社科院，我亦加入變成全職教員。
陳佐舜校長未加入嶺南之前，曾任中文大學以及新亞書院的教務長，他畢業於上海震旦大學，精通英、法、意三國語言，也操流利上海話、國語以及粵語。當時嶺南管理層決意加入UPGC，對香港的大專教育作出貢獻，找到陳校長掌舵，深慶得人。而且陳校長不負所托，在職期間，通過所有評審，加入了UPGC，並開始提供榮譽學士學位。為了表揚他對嶺南的貢獻，大學在他退休之年，頒給他榮譽博士學位（ 註4）。
陳坤耀校長隨即接任。陳坤耀校長也許是嶺南在港復校之後，蒞任時聲名最為顯赫的校長。他當時是彭定康（最後一任港督1992-1997）治下的行政局議員，消費者委員會主席，兼報業公會主席。他接任12年，直至2007年才離任。在任期間大力宣揚「博雅教育」，解散了通識學院 （School of General Education），大力發展文學院的各學系，將提供通識科目之責任散布於各學系，並將學生修讀的通識課程予以系統化；1999年，嶺南取得自我學歷評審資格，並得以升格改名為大學。
為了實踐「博雅教育」的理念，維繫大學內的師生融洽關係，嶺南和教資會達到協議，嶺南維持較小的規模，限制學生數目在2,600名之内，以換取教資會給予的一筆特別津貼。此一政策至今不變。也是在這段期間，「博雅教育」一詞大為流行，直到現在，似乎每一間大學都在提倡「博雅教育」了。
陳校長在2007年離任，聽說大學校董會有意聘請陳校長完成第三任任期，但是為了個人因素，陳校長做了兩年就離開，香港科技大學首席副校長陳玉樹接任。
陳玉樹校長是謙厚君子，同時極重原則及規範。他是科大的商學院創院院長，並且任職副校長多年，行政經驗豐富。對於管理頗有老莊哲學的「無為而治」，自然順應的味道；不過，他對於程序規範，卻極爲重視。嶺南大學的管理委員會結構，是他奠立的。可惜，陳校長在2012年患上肺癌，2013年辭任校長（ 註5）。在陳玉樹校長任内，在2011年1月，我被委任為大學政治學系系主任，以及第五任校長鄭國漢委任我為協理副校長（學術事務）。這些委任是我在嶺南服務期間第四件人生大事。自九十年代初以來，我首次被委以行政重任。在八十年代後期，我出任社會學科目課程的統籌者，社會科學院内的分流架構，我是主要倡議者之一。在1986年，我被委為學生訓導長。九十年代中，經濟系從社會科學系獨立成系；2007年，我向陳坤耀校長倡議政治系獨立成系後，由當年較資深的學者畢傑志（Brian Bridges）為第一任系主任，Brian是溫文而博學的學者，事事親力而爲，政治系在他領導之下，奠下了堅實的基礎。他在2010年12月退任，我在2011年1月接任。四年半後，我在2015年8月份，被鄭國漢校長委任為協理副校長，令我首次登入嶺南管理層。
榮休前堅持到底
作爲政治系系主任，我界定自己的角色，是系内研究及教學的促進者，任何同事申請研究費用或者學術會議，我必定支持，同時也和同事一起提升教學質素；更甚者，我極力希望培養及提拔年輕的學者，給予他們機會發展自己的專長。如果同事發表了突出的論文，我會必定予以推薦晉升。在我任内，我就推薦兩位同事晉升了正教授的職位。
協理副校長是兼職的，但這其實是個全職的行政職位。當鄭國漢校長委任我時，我再三猶疑。我知道我會在兩年後正式退休。如果我接受，肯定未來兩年會忙透了。如果我不接受，大概也會維持幹系主任職位，直至退休；終於接受了，這是基於對嶺南的忠誠。我在嶺南多年，經歷幾任校長，已經滋生了深厚的感情。事實上，除了我喜歡的寫作及教學工作外，過去大學高層委任我任何行政職位，我都沒有推辭的。同樣地，我在考慮之後，沒有推辭鄭校長的委任；不過，上任之後忙碌的程度，卻是超乎想象之外。第二年，我更兼了教務長的職務，忙上加忙。當我想到這是我在嶺南的最後職務時，我不得不堅持到底。
在高等教育的發展而言，相信千禧年以來「市場化」及「行政規範化」的理念及相關政策，會繼續施行，嶺南也不會例外。未來發展相信是在「博雅教育」的課程上，在優質化，以及世界排名上，再推進一步。
以上所述，是從「一、二、三、四、五」的數字，串連一些個人遭遇及嶺南的交集發展，但是，還有很多個人想法並沒有寫出來，例如，自己的學術思想及研究方向的發展、以及對整個高等教育發展的思考等，基於篇幅的問題，只能留待日後討論了。
也許離任全職之後，令我最為懷念的，是大學校園內，每一個角落瀰漫着青春活潑的氣息；舊的一批畢業了，離開了；新的學生又填補了。新生的臉上帶着好奇、期盼、雀躍或迷茫的表情，呈現在我們的眼前；我們似乎也變得和他們一樣年輕了；這一種感覺的消逝及失落，是無可彌補的，也是我最為惋惜的。
（完）
註1，這篇文章刊登在王耀宗、潘玉瓊著《教育人生二重奏》，廣角鏡出版社，1993年，頁98-100。
註2，作者曾寫了一篇文章，詳細敘述尋求診治的經過。該文刊登於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出版的《新亞生活》月刊，2012年4月，38：8，頁24。
註3，作者的博士論文 From Deng Xiaoping to Jiang Zemin: Two Decades of Political Reform i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在2005年出版。
註4，陳佐舜校長於2002年逝世，享年80。
註5，陳玉樹校長於2017年5月22日病逝，享年63。
此情可待成追憶──在嶺南的歲月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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