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大學今年1月遴選中央研究院院士、財金系教授管中閔出任校長,但由於種種原因至今未能上任。最近,他在香港演講,就台灣經濟和高等教育面臨的問題和出路提出精闢的見解。他指出,擁有資訊、資源和資金優勢的台灣政府,曾在主導產業發展方面發揮過正面作用,但今天台灣政府已喪失主導產業的優勢,製造業出口導向的經濟亦江河日下,因此,管中閔提出開放市場、輸出服務業和重視人力資源,作為驅動台灣未來經濟發展的策略:
對於經濟策略,我的核心思維很簡單,就是「成長與開放」。大家或許會問,台灣已經開放(黨禁、報禁)幾十年,還需要說開放嗎?其實是要的。以我自己的觀察,我們在經濟方面的思維,其實是糾結的。有時我們覺得經濟成長慢了,想趕快做些事情,可是,我們又用各種理由,包括環境、勞工或其他因素,不准動這個,不准動那個。令到台灣在過去20至30年間,幾乎沒有什麼重大的投資項目。這種思維上的糾結,正是「我要成長」,可是我又找出很多理由,阻止那些能夠幫助成長的發展項目。舉例說,台積電是半導體產業的龍頭,是台灣製造業一大驅動力,對環保也有心有力,可是台積電在中科(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的投資一樣遭遇阻礙,就可看到這種「成長」思維的糾結。
加入世貿只為拓出口?
再說開放,一般人認為台灣已經很開放,還要怎樣開放?事實上不是這樣。台灣2002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其重要意義是促進台灣經濟結構以至體制的轉變,應該是更開放、更自由化的,可是,當時的台灣卻把重心放在怎樣利用WTO機制,更好地拓展出口,沒有對市場開放和體制作出更多的改變。因此有些人擔心,台灣在區域經濟結盟或自貿協定等缺席了,我們怎麼辦?有些人既有這樣的想法,卻又堅拒開放自己的市場。大家都知道,簽署自貿協定、參加區域經濟結盟,意味着人家開放市場,自己也要開放市場,然而因為我們思想上有所糾結,因此與別人談判自貿協定時進度緩慢,甚至招來不客氣的批評,認為我們不是真正要開放市場。
資本驅動增長難以為繼
過去,台灣跟東亞的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成長,大致上都是所謂「資本驅動」,即大量的資本投入。台灣如是,南韓亦然,近數十年的中國大陸也是這樣,透過大量的資本投人驅動經濟成長。不過,經濟學告訴我們,大量的資本投入到頭來會造成回報率偏低。當發展到一定規模,若要持續促進經濟增長,一定不能只靠資本投入,唯有產業創新,帶動技術進步,這個道理大家都懂。過去的研究發現,東亞國家80%的動力來源於資本投入,相對而言,先進經濟體50%的動力源自技術進步,這就看到彼此的差距。我認為,談論技術進步驅動的經濟成長,一定要講創新。台灣有《產業升級條例》、《產業創新條例》,希望能夠推動創新。個人覺得其中缺少了重要的環節,即對產業創新的認知,以及對人力資源的重視。這些年台灣最缺乏的,就是對人力資源的重視。根據上述思考,我們要推動技術進步的成長、開放,我希望能夠做到以下四點:
一、 經濟結構的轉變;
二、 對人力資源的重視;
三、 對市場開放的重視;
四、 法規更新。
法規更新相對容易理解,經濟若要進一步發展,法規必須配合。經濟結構轉變和重視人力資源則需要分別說明。
出口減少須發展服務業
每當講到經濟變革時,我們過去藉製造業帶動台灣的成長,是依靠大量輸出,近年最大的出口地區是大陸。然而2010年之後,台灣大量出口的產品,幾乎都是衰退的,只有半導體相關產品一枝獨秀,輸出超過50%都是半導體相關產品。可以想像,完全靠製造業出口支撐的經濟增長很難持續,不管台積電今天有多強,隨着技術演變,競爭者加入,現有的優勢都將逐漸消失。如果製造業無法維持以往增長的速度,經濟結構勢必要轉變。從統計可知,台灣總值3600億美元的總輸出,87%都是出口產品,只有12%多一點與服務有關,即真正與服務業相關的只有區區450億美元。如果製造業不能維持榮景,我們只有發展服務業,但服務業在台灣的規模不大,因此要強調輸出,才能克服製造業輸出可能受到的限制,而服務業輸出中,台灣的現代服務業,包括金融服務、電腦顧問服務等,其實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換句話說,製造業儘管仍然是經濟當中很重要的一環,但我們已無法期望製造業能像以往般持續擴張,台灣的經濟結構必須更多地轉向服務業,包括服務業的輸出。
人力資源策略要放首位
我一直強調人力資源,因為簡單的統計數字就已令人觸目驚心,2017年台灣引進外勞,60%是藍領工人,比2014年增加了3%,另外35%做社會福利事業、照顧病人等,只有不到5%是引進外國專業人士,即70萬外籍人士中,只有區區3萬人可定義為白領,而不足5%的外籍白領中,還包括英語、外語老師,如果略去不計,其他大概就只剩下2%左右了。可以想見,我們引進的專業人士是遠不足夠的。
根據2016年全球人才短缺調查,台灣僅次於日本,排名第二、人才短缺百分比達73%,相當嚴重。也有報告把台灣列入人才外流最嚴重的地區之一。在人才遠不足夠的情況下,引進外籍人士的整個重心竟放在藍領工人,而不是高級專業人士!台灣若要發展現代服務業、輸出服務業,人力資源策略必須同步進行。
剛才說市場開放其實也很糾結──我們既要自貿協定,又不願開放市場。政府對很多產業仍然抱着管制心態,很多業者也因為自身利益抗拒開放,社會上也有民眾擔心開放市場會影響弱勢群體的生計,特別是2014年的反對兩岸服貿協議,突顯了對市場開放的擔憂。
還有比較少人提及的,就是今天很多服務業,包括醫療、長期照顧等,被定義為「公共服務」,是「不屬於」可以開放、「不應該」產業化的。服務業中幾個大範疇都被定義為公共服務,構成了台灣在市場開放過程中的障礙。
綜合上述,未來台灣經濟策略的重點,應包括:
一、 結構變革與重心轉移;
二、 知識密集服務業(如金融服務、電腦顧問服務)與現代服務輸出;
三、 製造業智能化與服務;
四、 居供應鏈關鍵地位的「中堅企業」。
同時,在市場開放的過程中,應減少政府的介入:
(一) 放寬服務業准入限制;
(二) 開放技術專業人才輸入;
(三) 創造友善的投資環境。
我一再強調人力資源的重要,要將人力資源當作首要的政策,包括引進人才的策略,政府可以提供與之相對應的配套。另外是高等教育的變革,值得政府花更多的資源,作出根本的改革。而法規更新不僅要跟國際接軌,更要增加彈性,以支持更大程度的市場開放,允許更多「破壞性創新」的產業有發展機會(既然是「破壞性創新」,必然會顛覆很多傳統規則),例如電子商貿產業。過去很長一段时間,台灣抗拒開放第三方支付,這會窒礙電子商務的持續發展。因此,法規必須配合新創或突破性的商業模式,允許足夠的彈性,讓它們可以發展起來。
(管中閔台港論壇演講‧三之二)
本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