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原鄉紀遊

遷延了近20年，這本小著終於寫成出版。

這只是一本紀遊小著，非學術著作。但是，由寫作的蘊釀，以至最終的寫成，一方面是自己出版生涯重要一頁的記錄；另方面反映了個人一生傾注中國歷史文化的探索和思考的心路歷程。

上世紀80年代初起，拓展中國文明史圖錄的編輯出版，是我出版志業的重心所在，並樂此不疲。諸緣輻湊，時代賜予的機遇，像封了塵的中國文明史一些長卷，讓我有幸一手一手的打開，一段一段的映入眼簾，太新奇了，太神奇了，亦太迷人了。每一手、每一段的展開，都禁不住要將自己發現的驚嘆、喜悅，全心盡意的傳遞給社會大眾。恍眼間，就過了幾十年了。翻動了內蒙古高原的這一個畫卷，游目其間，令我太陶醉了。它的展現，令我對中國歷史和中華文明有重新的認識和理解。

大洋中的海浪

大學時代，我鍾愛上王德昭教授的課，因為他所開設的課程，總給我們開拓了歷史的視野，提高了歷史認識的眼界。在他的《中西交通史》課程中，不但教導我們認識幾千年來的中西交通和交流史，更誘導我們從中國史去理解世界史，從世界史去理解中國史。在那個年代，這種誘導，是中國歷史認識的新視野，發聾振瞶。在他的《中西交通史》的課程中，曾講述到歐亞間的遊牧民族的歷史。是囿於時代知識的局限，或由於自己的忽略，對他講授的這段歷史，印象不深。但他堂上的一段說話，卻深深而生動的留在我腦海中。他說，歐亞大草原，雖東西逾萬里，但歐亞之間在草原上的來往交通，遠比後人所認識的，來的早，來的頻密。因為歐亞遊牧民族，以馬匹為工具，在遼闊的大草原上移動，彷如大洋中的海浪，後浪推前浪，一波逐一波的，無遠弗屆。這是我對草原歷史的第一個認識。

80年代開始，由於編輯出版的工作，得以跑遍了塞外江南，目睹風土，覽遊勝跡，觀賞文物。拜識歷史學者專家以外，再得親灸了一眾文物博物家，考古學家，目染耳聞，對中國歷史文明，映現了新圖像，遂萌生探究的念頭。從過往文物或藝術為切入點的編輯出版角度，轉而以歷史文化為切入點，策劃了《紫禁城宮殿》、《國寶》、《宮廷生活》和《千年古都西安》等畫冊的出版，就是新認識下的嘗試。繼之策畫的《圖錄中國地域文化系列》，是結合文獻研究成果和考古發現，以區域文化為範圍，去建構中國文明的歷史全貌，又是另一種新認識下的嘗試。《草原文化》就是該系列的一種。我之走進內蒙古草原，因該書而起，也因游走內蒙古的體驗，而對中國歷史文明有始料不及的新認識。

重遊內蒙草原

得益於歐亞草原地區考古的成績，世界歷史觀念為之轉變，長久以來、根深蒂固的「歐洲中心史觀」與「農業文明史觀」漸被打破。到了上世紀80年代初，「草原文明」的學術研究，漸蔚成世界歷史研究的顯學，世界史新圖像也漸之出現。同樣，50年來考古的豐碩成果，促進了中國文明史新研究視野的萌芽。《圖錄中國地域文化系列》是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適逢其會，醞釀而成的。長期浸淫在因襲已久的中國文化史格局下的我們，因《草原文化》的策劃出版，置身其間，過程之新奇、新鮮，感受之深刻，反思之強烈，可想而知。在《草原文化》畫冊剛出版，就承主編之約，在香港《明報月刊》，以紀遊形式，發文連載。可惜終因工作太忙而罷，前後只刊登載了七、八篇。其間，雖屢曾有繼續撰寫下去的念頭，或忙於他事，或恐昔日黃花，一擱近20年矣。去年重遊大興安嶺和呼倫貝爾大草原，勾起舊憶，喚發了感情，又以退休之身，重新動筆，遂成此作。

在策劃和進行《草原文化》與《成吉思汗的崛起》（電視片）的出版過程中，首先得到了內蒙古文化廳，內蒙古博物館、內蒙古考古所的鼎立支持合作。為做好這兩項出版，我們雙方動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全力施為。從出版經營的回報，可能不算理想。作為主要策劃者的我，不無歉意。但是，作為文化的影響，不囿於出版，包括在香港舉辦多次「騎馬民族」和「草原文明」為主題的展覽，聲聞於外。20年過去了，對在內蒙古的朋友，衷心的協作，愉快的相處，結下的情誼，已溢出工作同伴所限，終身難忘。事過境遷，雖然各自忙碌，少所聯繫，在內蒙的一眾朋友，趙芳志廳長、蘇俊處長、王大方處長、邵清隆館長、考古所劉所長、搭拉副所長、魏堅教授、傳寧先生、黃雪寅女士、滿勇先生、攝影師孔羣先生、陶師傅等，以及內蒙地方上文博界朋友，在這裏衷心的說句多謝，並視之為難以忘懷的朋友。至於在香港，不管是否已離開商務印書館，他們在不同崗位曾參與的同事，我是感激的。尤其是張倩儀女士，她是這項目的策劃者和執行者，更要說聲多謝。

最後，小著只是一本紀遊，但曾參閱過大量中外有關著作，領益良多。書中的一些觀點和看法，相信得益於協作同行者不少啟發。都無法一一注明。謹申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