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30歲以下的讀者，很少人聽過這個名字──早前逝世、享年91 歲的蘇共前總書記戈爾巴喬夫（Gorbachev）。蘇聯共產主義的龐大帝國在1991年解體。當年12月25日，戈氏坐在總統府辦公室內，簽字正式辭去蘇聯總統職位（這職位設立了僅一年多）。1917年列寧建立的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從此消失，而戈氏就任蘇共總書記亦只有6年。
當時電視台要求他一邊簽字，一邊將攝影機移近，而最後推到他簽字時的大特寫為止；但戈爾巴喬夫拒絕了，他認為這種拍法是對他的侮辱。戈氏堅持先在文件上簽字，然後才公布辭職，以自己的方式保持了尊嚴。
東歐人民眼中英雄 卻受俄國民眾唾棄
無疑戈氏是20世紀的政治巨人之一，他在蘇聯推動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及經濟改革──「開放」（Glasnost）和「重構」（Perestroika），希望藉此改變蘇式史太林的政經體制，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社會主義國家。他結束了東西方冷戰，曾經給予這個世界一個充滿希望及理想的年代，於政治學家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所稱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在東歐從極權共產主義中解放的人民眼裏，他是真正的英雄。但弔詭地，他卻受到本國人民唾棄，在1996年總統大選，他連1%的選票都拿不到；俄國現任總統普京亦曾說「蘇聯崩解是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
戈氏1980年進入蘇共政治局，年僅54歲就擔任蘇共總書記。在1982至1985年間，政治上3任蘇共總書記逝世，繼任危機深重；經濟上，布里茲涅夫執政18年，經濟發展停滯，消費工業落後，生產力低下，商店門前人們大排長龍，布氏大力推動軍事工業，但與美國的軍事競爭陷於無底深潭。年輕的戈氏乘勢崛起，順理成章；令人想不到的是其大膽構想及果斷實行，讓人耳目一新。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根源於對原始資本主義剝削的批判。19世紀中葉，社會主義已成為一股在歐洲極有影響力的思潮；到19世紀末葉，歐洲出現廣泛的工人階級社會運動，爭取階級平等。但傳入俄國而且取得成功的，卻是列寧式革命的共產主義學說及實踐。
列寧的革命推翻沙皇王朝，建立共產主義體制，其內容包含3點：第一，革命的知識精英建立政權，實行民主集中制，工人淪為「受教育」的階級；第二，俄國是相對落後的國家，因此革命主要目的是發展生產力，特別是重工業；第三，列寧以一黨專政代替無產階級專政，建立國安部門，剷除異己力量。
從1929到1953年，史太林統治蘇聯24年，這段時間的特色，成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形態（毛澤東時代正是實行此種模式；南斯拉夫模式則是例外）。政治上的極權，已不需多說；經濟上，建立中央計劃指標、決定投資及價格，強調重工業發展，忽視消費工業，榨取農業支援工業等。
蘇聯的經濟改革始於赫魯曉夫，但成效不彰。踏入70、80年代，蘇聯經濟弊病更嚴重：消費品嚴重不足，生產效率、人民工作積極性低，農業欠收，與西方科學水平相距日遠。最重要的是，中央集權體制令人們慣於接受命令，喪失個人及地方積極性。其次，計劃體制形成一個「特權層級」（nomenklatura），構成改革的重大阻力。
最大錯誤乃政治改革過激
從這個角度看，可理解為何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是雙箭齊發，甚至是政治先行，經濟隨後。他要先打破人民及地方的惰性，發揮其積極性，打破特權層級的壟斷，消滅改革阻力；其後在經濟上引入市場機制，鬆綁價格制度，以利潤導引生產，刺激生產積極性。就主觀而言，戈氏當然不想分裂蘇聯國土及瓦解蘇共；但事物發展往往不按人的意志而行。於1990年中，他在莫斯科國立大學的同學會聚會中公開表示，他所推動的改革措施恐怕已失去控制了。日後的發展果然如此。
回顧歷史，戈氏的最大錯誤是過激的政治改革，令他無法回頭。蘇聯幅員廣大，由15個共和國組成。戈氏修改憲法，給予各共和國較大的自決權力，並宣布各共和國的地方議會可自由選舉，成立全新的人民代表議會，及刪除蘇共壟斷政治權力的憲法條文等。一下子地方議會全落入激進改革派手中，地方議會選舉滋生了離心力量，間接削弱了戈氏權力。
另一方面，設立總統職位令他與原本是其權力基礎的蘇共切割，進一步弱化權力，最後成為一個空殼。經濟上，他的「500日休克療法」過早下放決策權及開放價格，使局勢更惡化。當各共和國人民選出來的領導人紛紛要求獨立時，戈氏已沒有力量阻止了。
1989年訪華 捲入中國內部鬥爭
1980年代的中國同樣走上改革道路，當年的戈爾巴喬夫亦是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英雄，中蘇兩國在同時期的改革浪潮中重新相遇。中國在1950年初向蘇聯一面倒，60年代與蘇共大辯論，1969年爆發珍寶島戰爭，70年代聯美抗蘇，80年代放棄極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戈爾巴喬夫於1989年5月15日訪華，被認為是中蘇兩國兩黨自1960年代關係破裂後，雙方高層領導的首次會晤。戈氏訪華受到中國改革派及自由派知識分子歡迎，誰不知無意中竟捲進中國內部的權力及路線鬥爭。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觸發了學生、工人及市民的示威浪潮，要求政治改革、防止「官倒」及壓抑物價，逾月未息。當時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與戈氏會面，透露了鄧小平是中國的真正掌舵人，而不是自己。其時鄧小平的正式職銜是中共軍委主席，唯只是一名普通黨員。
消息傳出後，人們嘩然，長安街頭示威浪潮中出現「老人政治下台」的標語，令鄧小平大怒。多年後有消息傳出，是趙紫陽改革派試圖利用人民及學生的示威活動，迫使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八老」退出權力中心，此舉使鄧小平鐵了心要「廢黜」趙紫陽。不巧，趙在4月23至29日出訪北韓，犯下可能是他一生人中最致命的錯誤。
當然，戈爾巴喬夫回國後亦想不到，僅兩個多星期後中國發生了血腥的「六四」，趙紫陽事後被軟禁；而戈氏都想不到，自己的黨及國家，一年多後也會在地球上消失。
沒有放棄「民主社會主義」理想
歷史發展的確有出乎意料的結果。事情發生有其因果，因可能產生果，而果亦可能變成因。戈爾巴喬夫的出現，本身是蘇聯政經發展的產物，他的大膽改革激起了世界各地對民主自由的追求，但中國內部的改革力量卻在「六四」後遭遇覆滅的命運，然而「六四」餘波卻令東德軍隊在面對衝擊柏林圍牆的東德群眾時不敢開槍，柏林圍牆最終全面崩塌，再跟着東歐陣營全面瓦解，最後蘇聯亦倒下。
在遙遠的東方，「紅色大國」汲取「歷史教訓」，誓不能讓「黨內戈爾巴喬夫」出現，借用市場機制力量及美國消費市場，固化的體制得以重生，促成經濟奇蹟，鞏固了統治，用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力量，安然渡過西方制裁的危機。
晚年的戈爾巴喬夫深知自己的悲劇性，他沒有放棄「民主社會主義」的理想，仍然認為個人自由及民主制度在「國族建構」（nation-building）中是關鍵一環。他試圖在蘇聯建立一個融合自由、民主及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無疑是失敗了，但這些本來應該是所有從政者的理想。他在歐洲乃至西方仍然贏得廣泛尊敬；至於在俄國，最低限度，普京在戈氏生日時會向他致以崇高敬意。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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