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史家嘗言,1967年的「六七暴動」是香港近代歷史的分水嶺。今年是「六七暴動」55周年。正所謂「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鑒,可以明得失。」是故,便有了兩位六七當事人的對談記錄。鮑起靜女士,當時是中四學生;嚴浩,當時是中三學生。他們兩位同一左派學校的學生,1967年對他們來說是怎樣的呢?
嚴:嚴浩 鮑:鮑起靜
鮑:大約1967年年底就全面復課了。我們上一屆的同學,1967年罷考會考。而我們這一屆開始,老師就鼓勵我們參加了。
嚴:對,但最初雖有課上,但可經常「蹺課」,舉手向老師示意就可以走。
鮑:我記得只要有任務,演出之類還是不用上課。
嚴:我最後也沒有考會考,我覺得很辛苦。因為當時很多學生跳樓,我媽媽擔心我跳樓,說不考不要緊。
鮑:對,壓力挺大的。其實每個年代、每個階段,小朋友的壓力都很大。但也有分別。現在很多年輕人激憤是因為買不了樓,這跟我們以前找不到工作,家裏沒飯吃,在生存線上拼搏,有很大的不同。因為左派學校學生大部分都在貧窮的家庭中成長。
嚴:我們當時是自生自滅的。社會沒有給我們任何保障,也很少看到爸爸媽媽,因為他們要為口奔馳。
六七過後,恢復了正常,我覺得很失落。不是因為要讀書,而是運動突然叫停,沒人跟我們交代。六七結束得糊裏糊塗的。老師只說:現在鬥爭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形勢,你們繼續讀書吧!以後的事情你們不用管。那即是怎樣呢?不用反英抗暴了?那些在運動中死去的人怎麼辦呢?是不是應該有個說法呢?但這些完全沒有說。很多年後我才發現,當時有一份左派的外圍報,具體忘了是什麼報紙,曾刊登過一個消息:原來他們辦了個聚會,宣達中央已決定這件事不要再辦下去。但我們完全不知道,也沒有人跟我們說,雖然我們天天看《文匯報》。
鮑:是嗎?我好像沒有感覺那麼突然。當時爸媽的學習比較頻繁,可能因為是電影界的,於是我從他們那裏聽到的消息就比較多。我聽到運動開始要完了,當時說要「有理、有利、有節」。沒有任何運動可以永遠這樣下去,「有理、有利、有節」地表達完意見就要停,表達了訴求就可以了。老師的確也沒有跟我們說。
嚴:我記得在六七之後,突然有個單車遊行。我們騎單車出大坑東口,太子道附近。「暴動」之後,國貨公司沒生意,讓學生做宣傳,插一支旗子「愛祖國,買國貨」,兜一圈回來。都是學生自發組織的。想來那段時間難忘的事很多。六七經驗現在想來很寶貴,也很值得珍惜。
鮑:我也覺得很寶貴。
嚴:但值得玩味的是,當年很多同學坐過牢,對他們來說,那是很悲慘的。現在大家都說,個人經驗很重要。如果這種個人經驗是在犧牲別人的自由、利益,甚至是尊嚴得來的,這是好的經驗嗎?從批判的角度來想:我現在珍惜自己的個人經驗,是因為我當年沒死,沒坐過牢,沒被人打,否則我會很仇恨很仇恨的。現在我很鄙視組織這場運動的人。因為他們是成人,應該懂得什麼是責任,但他們在很關鍵的時候,沒想到自己的決定會影響到很多人的生死和命運。
鮑:或者現在的年輕人也有點相似。如果我是他們,也一定會有表達自己的熱誠。但你說背後是什麼,有什麼的複雜背景,背後受了什麼影響,是年輕人不會想到的?我們當時也不會想到。不少應該是本着年輕的心去做事。沒想到換來這或那的結果。每個人參與六七都有不同的感受。但對於自己,做人的思想、方向,我可以說一點也沒有後悔。當年英國不應該反嗎?我們應該要支持英國殖民嗎?難道我要認同當時的警察貪污腐化?
嚴:我也沒後悔。雖然在這件事中,我們是被動參與又或是被指揮的群體。但當時最重要的氣氛,三個字「不公平」,六七年整個世界、社會都是對立的。現代社會講協商,所有事都可以談。與其把精力放在過期的爭鬥,大家不如把精力放在推動社會民生。
六七之後……
鮑:記得六七之後,68年我就進電影界。我們訓練班3個女孩去工廠體驗生活,去紗廠做了3個月,在荃灣,我做粗紗間。
嚴:我從來沒去過。
鮑:我很懷念那3個月,雖然很辛苦。我才知道原來存在這種階級。那時,我們每天6點多搭廠車上班。天氣非常冷,3個人便在荃灣附近的木屋租了一間房,吃飯就在街邊的大排檔。紗廠一更8小時,但三更不停。記得我們常常被領班罵,因為始終不是「勞動人民」,不懂做這些事。
那時便稍稍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觀,知道自己要做怎樣的人,這是以前沒想過的。我在影視界,知道很多人因為掙扎上位而付出很多。別人問你在亞視(現已被通訊局停辦)這麼多年,為什麼不跳槽?我從來沒有爭上位,求什麼位置,安分守己。如果沒有經歷過六七,本質上可能會有不同。我也許會有點虛榮,畢竟年幼時自己也很想做明星,但這件事後,自己站的位置更踏實。
嚴:六七之後,我很長一段時間也在思考命運的問題。後來我拍的戲都跟命運有關,比如拍《似水流年》(1984)、《太陽有耳》(1995),都是講人的命運,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後來再開始講生死的問題。六七彷彿把我帶離了現實一點,可從抽象的立場去思考自己與社會的關係,自己在歷史中的位置。什麼叫政治?政治的手段之一,就是標籤。標籤的好處是所有事簡化了很多,你可以去鬥爭、去壓制別人。革命也是一種簡化。它往往把所有事情變成了仇恨、對立。革命可能不是為了這個,但這個很容易被要革命的人來利用。
今天想來,年輕人也要切忌「無厘頭」的羊群心理,也要注意不是只要激憤就可以了,要全面接觸社會,培養分辨力。當我們明白自己生活在歷史的哪個位置,就會明白,很多人和事都是需要等待、接受和成全的。如果用發展的觀點看, 但凡有人參加的事就有好壞兩面。譬如當人吃飽了飯,想要馬上再吃下去,是不可能的,要等幾個鐘頭才能再吃,這叫生理時鐘。社會也有自己的生理時鐘。
鮑:對!從六七那時到現在,我們吸收的教訓就是這樣,看事情要全面一些。我們當年也是偏激的,覺得國家就是好的,就應該愛國。對比現在的人覺得國家都不好,就全面打擊。年輕人都是偏激的。總結經驗,我覺得大家都要放下成見和偏激,客觀地看待歷史上中國的發展,社會才有發展。(完)
原刊於《明報月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嚴浩、鮑起靜對談 8(按此閱讀嚴浩、鮑起靜對談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