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這個時代本來是一個最需要思想的時代。人類現在面臨各種巨大而嚴峻的危機，包括氣候環境、技術（無論是技術進步還是技術濫用對人類的影響）、生育方式和人口的變遷（無論是一些社會的人口急劇減少還是另一些社會的人口急劇增長）、全球化和社會的急劇分化、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激進宗教思潮與恐怖主義、社會抗議與無政府等等。
但整個人類社會都沒有對諸如此類的危機做好準備。更為可悲的是，人們並沒有對這些已經發生或者眼前的危機有過嚴肅的思考。新的思想好像已經是久違了。實際上，這個時代儼然已經成為一個知識貧瘠的時代，人們很難找到希望看到的思想。
1960年，自許為經濟上的社會主義者、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者和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者的美國學者貝爾（Daniel Bell），出版了一本題為《意識形態的終結：50年代政治思想的枯竭》（The End of Ideology: 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的論文集。在這本書中，貝爾認為源自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舊的、宏大的人文主義意識形態已經枯竭了，而新的、更為狹隘的意識形態即將到來。他相信，在理性的人們中間，意識形態已經失去了相關性，政治（政體）的變化取決於對現存制度逐漸的、技術型的調整。
思想者消失和思想衰落
不同形式的「終結論」在西方學者中不斷產生，但大多預測都以失敗告終。然而，貝爾所預測的「意識形態終結論」至少符合到現在為止的思想現狀。也就是說，在上世紀60年代以後，西方還沒有出現類似60年代以前那樣令人鼓舞的思想了。貝爾對政體未來的預測則是完全錯誤的，因為之後有蘇東體制的解體與轉型。如果考慮到知識界沒有預期到所有這些變化，人們對思想界就會更為悲觀，因為這種失敗本身就是思想衰落的結果。
無論在意識形態領域還是在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60年代是一個思想者輩出的時代。但令人驚訝的是，在60年代之後，思想者就消失了，再也沒有出現過如同60年代或者之前那樣的思想了。
70年代西方發生經濟危機，之前的凱恩斯主義基本上被終結，80年代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崛起。但新自由主義與其說是思想，倒不如說是行動方案，是資本借助全球化，脫離主權國家的政治和社會控制的行動方案。這種情況到現在仍然如此。
90年代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解體沒有出現深刻的思想。無論是西方還是蘇東本身，對如此重大的變化只做了狹義的意識形態的解釋，即把之簡單地視為是共產主義的失敗。西方急着宣布了「歷史的終結」，認為這是西方民主的最終勝利，並進而認為西方式民主是人類最好的和最終的政治體制。
但從之後蘇東很多國家的轉型與變化來說，事情遠非那麼簡單。在那裏的很多國家，不僅沒有出現西方式民主，反而出現了政治倒退，新形式的權威主義崛起。蘇東解體也導致了東歐等地民族主義的崛起，原先民族國家的解體，新國家隨之產生。但對這些，人們也僅僅局限在民族主義的解釋。
1997年至1998年在亞洲發生的金融危機，不僅沒有觸動亞洲本身或者西方的任何有意義的思考，反而演變成為東西方意識形態之爭。在西方看來，亞洲金融危機只是證明了所謂的亞洲模式的終結和西方模式的勝利。
然而，十年之後，2008年西方也發生了更大規模和更為深刻的經濟危機。但即使是這樣的危機，到現在為止也沒有促成新思想的產生，人們在大量的出版物中所看到的，只是在原有的意識形態架構之內的，「無病呻呤」，修修補補。儘管一些實踐者（金融銀行家、企業家、政治人物）等對新的時代有所「悟」，但並沒有體現在理論思想層面。
思想的制度化
為什麼會產生「思想終結」的情況？
一句話，思想者被建制化，思想被制度化。
思想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這一概念，也見於貝爾1960年出版的文集裏面。從今天的角度來說，這一概念的內容非常豐富。人們至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討論思想制度化對思想禁錮的作用。
首先是意識形態本身的制度化。思想和意識形態互為關聯，也有互相促進的作用。思想是意識形態的基礎，沒有思想，就不會有意識形態。另一方面，一旦一個意識形態形成了，就會演變成思想的「範式」，推動各方面的思考。在美蘇冷戰時期，兩個陣營之間有意識形態之爭，但也很有思想。尤其在西方，一大批自由主義思想家就是思考和反思蘇聯體制的產物。
不過，60年代之後為什麼同樣具有意識形態但沒有出現思想呢？這和意識形態的高度體制化有關，人們一方面傾向於把所有的事物都被納入意識形態之爭，另一方面把意識形態視為是判斷事物的標準，並且堅守自身的意識形態而指責對方。意識形態一旦和西方學術界盛行的「兩分法」和「理想類型」相結合，便可有效阻礙人們的思維。
無論是「兩分法」還是「理想類型」，作為方法論都有助於人們通過比較而深入思考。但如果「兩分法」或者「理想類型」僅僅是分類事物的工具，就會阻礙思考和思想。很顯然，數十年來，思想界所做的大多是分類，例如把自己置於A類，把他者置於B類，以A來判斷或者衡量B；反之亦然。
其次，制度化表現在知識與權力的關係，要么是高度依附，要不就是反權力。今天，就思想和權力來說，只表現出這兩種形式。物質世界的兩極化（例如富人與窮人、有財產者和無產者、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導致了思想的兩極化，行動的兩極化，即建制與反建制。雙方只有立場，沒有價值觀，儘管雙方都會用立場來掩蓋價值觀的缺失。
往往，建制派高揚的是穩定與秩序，反建制則高揚民主與自由。不過，雙方真的在追求各自所高揚的價值嗎？從實際效果來說，不僅沒有，更有可能是走向了反面。就是說，追求穩定與秩序最終導向了混亂與無政府，而追求民主與自由最終導向了變相的專制主義和不自由。
就和權力關係而言，西方很多知識分子都可以保持距離以展示自己的「獨立」。儘管西方知識分子可以對掌權者保持距離，甚至持批評態度，但這並不意味着其能夠與權力保持距離。事實上，可能剛好相反，西方的知識分子和權力是一體的。這些年來，在國際社會，西方知識分子和權力者一體化，把在全世界推行西方體制作為自己的使命。
如果沒有知識的支撐，西方掌權者至少在合理化自己的對外行為方面會遇到更大的困難。同時，在幫助掌權者推廣西方體制的同時，西方知識分子完全忘記了批評和反思西方體制的任務。或者說，在馬克思之後已經沒有了馬克思。當福山提出「歷史終結論」之後，西方如此盛行，表明西方知識界對此的高度認同，認為西方體制是最好的了。
即使發展到了今天那樣的由黨派之爭所造成的亂局，人們除了指責一些政治人物之外，仍然沒有對體制本身的反思。這種思維甚至影響到反建制派。反建制派儘管不滿掌權者，甚至不滿現行體制，但同樣提不出任何替代途徑。
結果，這種簡單的建制與反建制阻礙了思考，大家都是行動導向的，但行動缺失方向，缺失價值觀。更有意思的是，一旦當反建制者變成了建制派，或者說那些「局外人」入局之後，仍然沒有價值和方向可言。
近代以來，從來就沒有像今天那樣，歷史的發展失去了方向。全世界各個地方都在發生不同類型的抗議和衝突，甚至戰爭，但人們不知道為什麼而抗議，而衝突，而戰爭。在愈來愈多的社會，建制派或者掌權精英完全沒有討論的餘地，固守着自己的利益，而抗議者所秉持的理想要不是烏托邦，要不是簡單的民粹和憤怒。在一個全球化和社交媒體時代，和平的轉型和發展似乎愈來愈難了。
知識與資本的關係
第三，制度化也表現在知識與資本的關係。在這一層面，也同樣表現為一方的對資本的依附，另一方的反資本。知識對資本的依附正如其對權力的依附，不過在西方對資本的依附要比對權力的依附嚴重得多，也更為隱蔽。在傳統西方話語中，資本本身就被視為是對政治權力的一種有效制衡，知識分子和資本站在一起，就可以公開宣稱自己的「獨立價值」。
同時，資本對思想的控制也更為隱蔽、更為巧妙、更為「人性化」。在西方，資本和知識的關係遠遠甚於政府和知識的關係，資本通過諸如基金、捐款、項目支持、「獨立」研究機構和智庫等等途徑，和知識確立了最直接的關係，在很多場合，都是直接控制了知識生產的各個過程，包括什麼知識可以生產、什麼知識不可以生產、生產多少知識等。
因此，資本主義不僅控制物質生產，而且也控制精神生產。這一點早已經為意大利新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揭示，只不過是在當代隨着資本控制的財富規模的愈來愈巨大，資本對知識的控制愈來愈甚，愈來愈赤裸裸。
如果人們把依附資本的知識分子稱之為「右派」，西方也存在一個反抗資本的「左派」。但即使是「左派」，在60年代以來，也並無多少建樹。他們中的一些人淪落為「抵抗派」，為了抵抗而抵抗；另一些人轉向政府，希望以政治力量抵抗資本；還有些人訴諸於毫無現實可行的烏托邦激進主義。一句話，60年代以來的左派已經失去了目的性，沒有出現任何有建設性的思想。
第四，知識生產「工廠」的制度化。知識生產「工廠」主要由大學、研究機構和其他具有相同功能的機構組成。這裏的制度化更是顯見。首先是知識界本身的「政治上正確」。 「政治上正確」的產生早期是為了「公共利益」，但後來範圍愈來愈廣，幾乎包括所有不能「得罪」的東西，包括上述意識形態、權力和資本。
其次是高度官僚化的學術評審制度。今天的學術評審制度實際上和學術本身並無多少關係。人們可說，所謂的學術評審制度是資本或者政府為了控制學術而引入的一種競爭制度，因為知識工廠需要通過評審的結果來得到資金或者其他方面的支持。是否學術或者學術的優劣是評審者說了算，而評審者又是代表誰的利益呢？人們戲稱，如果馬克思那樣的思想家今天還活着，他們是評不上教授的。
再次，在這樣的制度化壓力面前，知識分子本身的性質也發生了變化，即從從前的思想生產者演變成為專業學者，人們所做的就是遵循學術八股，把時間消費在各種「瑣碎」裏面。人人都在寫文章，但不知道為什麼而寫。
在層層制度化壓力面前，知識生產者愈來愈具有工具性，而失去了知識人本來所應當具有的人性。如此，人們只有自私，沒有自我。自私到了極端，利益短視，目光短淺，失去了知識人應當具有的想像力。當知識生產者依附意識形態、資本、政府或者其他的時候，他們就都是被圈養的人。一旦成為被圈養者，思想的終結變得不可避免了。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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