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談任何本質性的議題，都會引來大堆質疑與爭論。誰可以為誰「定性」？話語權在自身還是觀察者？定性的內容，其正確性如何定奪？那些結論有沒有利益的嫌疑？有沒有中立的固定的所謂本質？ 我們爭議的不是這塊石頭是什麼性質，這杯水除了二氫一氧還有什麼。就像這個周末，我們聚坐在香港視覺藝術中心演講廳，討論「中國性」在當代藝術中的實踐和再現，便知問題之難。「中國性」幾個可能的英語辭：「Chineseness」、「Chinesily」、「China-lity」，是討論會的趣味所在。報道還提點了更多複雜的面相：主題裏的「中國」，其實說的是什麼？這是一種對文化傳統的重視，還是對地域的保守姿態？「中國性」是一種自我身份的認同，還是面對西方的焦慮？大談「中國性」，是現實的自豪，還是一份不服氣的悲哀？所謂「中國當代藝術」，其實意指中國的創意，還是西方規則下的自我陶醉？
藝術與中國性的內部爭議
我還沒有想及的一個提點，竟然是關於藝術與中國性的內部爭議：「『中國性』是對文人書畫的重視，還是對民俗藝術的漠視？」可見一談到「本性」，大家都睜眼看豎耳聽是誰在說話，監察這箇中有沒有「逾越」。研討會的首個發言者，是中大中國文化講座教授屈志仁先生；這個安排非常恰好。由一位資深的中國藝術史專家發言，談他自己的研究專長及心得。屈先生便從歷史及中國的外交關係，結論說宋代的中國藝術充分表彰了「中國性」。這點有藝術品及藝術語言的依據說明，剛好對照着熱烘烘但抽象游離的，談「中國性」的文化研究理論。
屈先生的發言，使筆者想起十多年前本地學界舉行的一次香港文化研究研討會。那次跨學院及學界的學者雲集，但見出社會學家、比較文學者、媒體學者、哲學人，以及文化研究學者對話題的不同方法、推論及結論。我們甚至感受到理論範式的互不相容性，時而鬧得面紅耳赤，時而單為定義問題中斷了討論的開展，而唯有一位學者的報告使眾人緘默。那是一位考古學者，從李鄭屋古墓的考古發現談香港史問題，證據確鑿，推論有結實的基礎。其時大家都互相提醒，說要多作確實的經驗研究。
研討會同場有台灣學者高千惠的發言，她常能從宏觀及基源問題出發；是次談中國性，便涉及到不同歷史哲學如何看待過去及人文的進程。很想進一步理解她對眾歷史哲學的評價以及它們跟「中國性」思考的相干性。到了公開討論的部分，我提出得思考「中國性」的問題是怎樣產生出來的？一如「香港性」、「台南性」或「日本性」。在我們當下生活的語境裏，它是否一種必須的身份策略？又如何評論「中國性」的論述和藝術實踐的優和劣？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張灼祥
黃冬柏
文灼非
關品方
何民傑
王文華
陳家偉
陳妙霞
張炳良
陳景祥
何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