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過去幾個星期中美雙方從官方到民間的隆隆炮火，從理性的憂慮到非理性的謾罵，中美關係隨時船翻人亡。5月1日，和一對來自內地、在英國受教育、如今在香港發展的年輕夫婦短暫交談，他們在不斷加劇的焦慮中思考是否移居他國。而我依舊在濃濃的憂慮中帶著淡淡的樂觀。從「新冠病毒」到「政治病毒」，中美兩國是否徹底脫鈎？
有如新冠病毒變異，過去兩年的中美關係，其變速不亞於四川變臉。1月15日中午（北京時間1月16日）中美在長達18個月的馬拉松的談判之後終於簽署了貿易第一階段協議，雲集於白宮的中美兩國政要和企業領袖目睹了中美關係走出懸崖的時刻。一個已經久別的字眼G2再次回到人們的眼簾，「二戰」後由美國建立起來的國際秩序，將由中美共同主導達成的協議重新規範。
世界步入群龍無首？
一星期後，1月23日上午武漢封城，剛剛一星期前中美雙方達成協議的樂觀前景被「新冠病毒」漸漸侵蝕。4月27日，從3月13號開始的中美口水戰終於達到高潮，央視宣布散播「政治病毒」的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已成「人類公敵」，背負「四宗罪」的蓬佩奧已突破做人的底線。一個新的字眼G0在此之前已經出現，G0時代的來臨意味着中美衝突，世界步入群龍無首的新階段。
從G2到G0只有短短三個月。實際上，15年前，G2兩國集團的概念由經濟學家弗雷德·伯格斯滕於2005年提出。他曾任職基辛格的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和美國助理財政部長，並創辦非營利無黨派的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這一概念也受到了美國前常務副國務卿、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曾任職哈佛大學和牛津大學的經濟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曾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的支持。
2009年1月，在慶祝中美建交30年之際，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在北京公開提倡G2的概念。隨後，奧巴馬上任，中美兩國進行了長達八次的戰略與經濟對話。2017年隨着特朗普上台，曾經令人浮想聯翩的中美關係，開始了疾風暴雨中橫衝直闖的新元年，次年兩國貿易戰爆發。
2020年1月，G2的概念再次浮現，短短三個月就已灰飛煙滅。這次雙方短暫的交手令人回想起自2009年以來的雙邊關係，如何從美好的幻覺走到痛苦的幻滅。這次新冠病毒讓中美兩國的脫鈎是否成為不可逆轉的事實？
白宮中國政策的掌門人
中美脫鈎在華盛頓大有市場，而讓特朗普接受這一戰略的並非國務卿邁克·蓬佩奧和五角大樓新主人馬克·埃斯珀這幾個目前把控着美國外交國防政策的西點軍校86屆畢業生，而是講一口流利普通話、有點書生氣、年僅46歲的白宮國家安全副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用他在國安會第二個老闆麥克馬斯特去年接受採訪時說的話，博明是「冷戰以來美國外交政策最大變化的核心，即對中國採取競爭態勢」。其實他兩年前參加中國駐美使館新春活動，就當着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的面表示，中美是競爭對手，只有實事求是地面對這種現實，而非表面上強調友好，才能夠擺正雙方的關係。
疫情爆發之後，博明曾致電香港他認識的一位醫生了解病毒的嚴重性。根據《華盛頓郵報》4月30日的報道，他也和居住在華盛頓州、同時又是病毒學家的家人了解新冠病毒，隨後向特朗普建議禁止非美國公民從中國入境以阻止病毒在美國的蔓延；他在北京擔任《華爾街日報》期間報道過非典（SARS），所以懷疑官方是否故意淡化新冠病毒的嚴重性；他敦促情報部門徹查病毒是否來自武漢病毒研究所，並支持特朗普凍結對世界衛生組織的資助。此外，他決定削減中國官方媒體派駐美國的人數，同時力主將華為列入美國商務部的實體清單以防止中國的滲透。
他的路透社前同事Paul Eckert說，博明和眾多駐北京的外國記者一樣，他原本對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民充滿深情，但因為在中國的親身經歷，對中國的感情發生了逆轉。
其實我早在1997年，就在華盛頓認識博明，當時他大學畢業兩年，是個對中國充滿感情而且非常友善的年輕人，在華盛頓我們一起參加派對、聊天、聚會。他還是一個很仗義的年輕人，得知我有關非法中國移民的書被美國當地中文報紙非法連載，他還幫我從紐約請來律師。後來他到香港和北京擔任路透社及《華爾街日報》記者，我也到港大任教，所以時有見面。他因進行有關腐敗的調查報道，在北京被人追打，並被迫把採訪資料衝進馬桶，光天化日之下他還在北京星巴克被打。但我們見面時，他從來沒有和我提及這些遭遇。
2004年，我到他北京外交公寓的家裏參加聚會，與他最後一次見面，從此沒有聯繫。原來在2005年，他離開北京去了伊拉克，後來又去了阿富汗。他在報道東南亞海嘯時看到美軍陸戰隊的英勇，決定棄筆從戎，31歲時加入海軍陸戰隊。他在阿富汗認識了特朗普最早任命的國家安全顧問弗林，雖然弗林因「通俄門」事件下台，但博明不僅留下來了，而且歷經4位國安會顧問。博明畢業於麻省大學，他上大學時選擇學習中文，是一個非常冷門的學科。5月4日他在弗吉尼亞大學用中文發表以「五四」為題的演說。據《華盛頓郵報》報道，他的父親曾任職美國司法部，知道誰是水門事件中向華盛頓郵報記者伍德沃徳透露信息的「深喉」。
但博明並非特朗普的圈內人，和民主黨也保持良好的關係，他在外交界也不太為人所知，在某種程度上講他還是一個保守的全球主義者，到白宮之前在紐約一家對沖基金工作。他在中國作為記者的非常不愉快的經歷，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他對今日中國的觀感。他今年1月陪同特朗普訪問印度時，在回答特朗普政府是否準備以冷戰的姿態讓中美經濟脫鈎時表示，「這個脫鈎早就發生了，而且並非由美國引發。」
心理脫鈎已經發生
美國有不少像博明這樣的人，他們大多在中國經濟騰飛的時候來到中國，如今這一代人回到美國，並在美國發生不小的影響力，但他們在中國的經歷影響和重塑了他們對中國的看法。我和博明相識是因華盛頓的一位女律師，我剛到美國時參加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活動而被安排住在華盛頓她家中，後來成了朋友。而她本人曾經在八十年代到武漢教過英文，對中國有很深的感情，回國後也成為推動美中友好的積極分子。
再往前，我曾做過記者，和一些當年在北京的外國駐京記者相識。CNN的齊邁克（Mike Chinoy）80、90年代是駐北京的記者，他第一次去中國，是70年代尼克松訪華時。他對中國充滿了浪漫情懷，直到80年代末，浪漫情懷才破滅。在那個年代，和外國記者一起暢談中國的未來，他們比中國人還樂觀還激情。我到美國不久，在硅谷《聖何塞信使報》工作訪問一個月，曾經在中國留學的評論部編輯，對中國的改革寄予了極大的期望。
時間再早一點，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James Roderick Lilley），出生在青島，在中國生活了幾十年。李潔明之後的駐華大使芮效儉（J. Stapleton Roy），出生在南京，在四川成長，父親是美國教會學校金陵大學任教。九十年代我到美國的訪學簽證曾被拒，他當時到任不久，我有機會在美國使館見到他，詢問美國政府是否不鼓勵中美之間的文化交流，在他的幫助下我順利獲得簽證前往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再之前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出生在杭州，把一生都獻給了中國。1949年回到美國之後，他因親中立場受排擠，去世時中美對峙，他也是中國不受歡迎的人物，卻留下遺言，一定要埋葬在他曾經擔任校長的燕京大學校園內。這個遺願雖沒有實現，最終他得以埋葬在出生地杭州。
如今美國及西方一群掌管中國政策的人，對中國的看法和認知，和他們的前輩們相比已經發生了變化。他們不像司徒雷登那一代的美國人，出生在中國，對中國充滿了同情心，想幫助中國擺脫貧窮；也不像80年代的西方記者，對中國充滿了浪漫情懷。而是像博明，看到中國崛起之後，反而出現許多不公、不義的現象，特別是在政治改革等許多方面退步了。
美學者看待中國出現變化
這在學者中間也是如此，我90年代在華盛頓時經常採訪的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David Shamburg），他對中國看法的變化就是一個明證。沈大偉作為中美建交後首批美國留學生前往中國，先後在南開大學、復旦大學學習漢語，之後在北京大學從事博士研究。他後來為了觀察中國的變化，特意在北京常住，非常看好中國的發展趨勢。2015年沈大偉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了對中國悲觀的看法，圈內人無不震驚。次年他出版《中國的未來》一書，預測中國發展的四個可能性，新極權主義道路；強硬威權主義道路；柔性威權主義道路；和「半民主」道路。而他認為中國最應該走的就是「柔性威權主義」道路，中國實行現有體制下的威權主義治理模式，但需要更大程度地放鬆對公民生活的控制，包括給予新聞界、教育界、非政府組織，以及知識分子更大的空間。只有這條道路才會為經濟、社會和政治三方面進行有質量的改革和轉型鋪平道路，而這種局面就像1998年到2008年之間的中國。
如今，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在許多議題上意見相持不下、立場南轅北轍，但只有在遏制中國這個問題上立場高度一致。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甚至比白宮有過之而無不及，特朗普和拜登為競選都在拿中國來做文章。問題在於，美國以往的總統選舉拿中國說事只是為了競選，自特朗普開始，競選總統時的承諾已化為行動，這充分說明因競選需要高唱的民粹主義和治理美國的精英主義已經走到一起。而新冠病毒是否成為壓死駱駝的稻草？
如果去看美國的民意調查，美國人對中國的好感已達到歷史新低點。根據美國智庫皮尤中心的民意調查，約66%受訪的美國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這是該中心自2005年開始該調查以來的新高，其中20%的增幅是在特朗普入主白宮之後才發生的。同時還有高達91%受訪者視中國崛起為威脅。如果在中國進行類似的民意調查，我相信結果也會很相似，中國人對美國的好感也降到歷史新低點。中美民眾之間的心理脫鈎已經發生，確保中美不脫鈎的努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艱難。
中美步向脫鈎系列三之一
管仲連
盧兆興
朱鶴亭
釋證嚴
黃氏
李文基
許嫣
周光蓁
黃錦輝
施永青
劉寧榮
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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