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超越利己角度看香港參與一帶一路

 

 

 

 

理性選擇理論在上世紀中葉起成為政治學重要一支，理論主張人們在行動前考量利害得失來做出決定，行動本質上都是理性的。理論中所說的理性，範圍較狹隘，只是指每個個體在衡量過成本及收益之後，選擇出能夠讓個人獲得最大效益的方案，並付諸之行動。此理論並沒有把個人利益與共同利益（common good）對立，亦沒有忽略與別人一起創造更好的生活環境的重要性（註1）

 

 

中國對一帶一路的倡議強調創造共同利益和合作， 一方面當然要保證己方利益， 同時兼顧合作方的利益。尤其是中國作為一帶一路中的大國，更需要負起責任超越利己，創造出與他國分享的共同利益。在這過程中，香港的角色便非常重要，香港在過去百多年來與不同國家商貿往來的經驗累積，使法制、教育和文化、社會治理、商業與金融、管理和項目建設等各方面都達到了世界級水準，香港的軟實力正好補充中國內地的痛點，為一帶一路建立國際法律框架、理順利益分配、在提升項目管理質素等方面提供支援，以及促進政府間和社會間的有效溝通。

 

 

一帶一路項目在香港的爭議頗大，因為即使多數香港市民認同一帶一路會為香港帶來商業機會，但卻弄不清個人具體可以怎樣受益。有些質疑甚至認為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只會拉近中國大陸以及周邊國家的聯繫，最終為他人作嫁衣裳。然而，不可否認的一點是，香港的經濟發展與中國的經濟發展關係密切。協助推進一帶一路，共同創造大經濟環境，亦有助增加自身發展的機會。香港年輕人近年社會流動機會減少，大學生收入中位數持續下跌（註二），香港立法會一份報告揭示香港在1994年至2015年間薪酬較高的專業及輔助專業職系增加66萬個職位，同期大學畢業生數目增加近90萬人，致愈來愈多的大學生要投身薪酬較低的較低技術工作。一帶一路的推進將有利香港增加專業職系的工種類別和工作機會，有助年輕人向上流動。

 

 

 

但要達到自身經濟發展的效果，關鍵在於香港能否發揮超越利己的角色，不單只顧個人利益，亦要為大經濟環境創造條件作出貢獻，其中一個方法是在推進一帶一路中上成為不可或缺的一員。香港正面對倫敦以及新加坡等城市的競爭，她們都希望能夠盡快地建立起可以服務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國際仲裁機制以至是人民幣國際結算中心，香港要在這場激烈的競爭中勝出，端賴能否在固有優勢之上與時並進，例如香港在鞏固股票市場 IPO 榜首位置之餘，也應着力發展私募投資、債券市場等，為一帶一路項目融資提供更多元化選擇，香港也應加強專業人才的培訓，無論是工程師、律師或者會計師也應具備更廣濶的跨界別視野，以應付一帶一路中不同的文化需要。說到底，參與一帶一路有利於香港的經濟發展及社會流動，但要把握機遇，就要香港自己爭氣，不斷地自我改善，把香港建設成為一帶一路提供服務的軟實力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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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Jane J. Mansbridge (1990) The Rise and Fall of Self-Interest in the Explanation of Political Life, in Jane J. Mansbridge (eds) Beyond Self-Interes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註二：新論壇 《香港各世代大學生收入比較研究報告》2015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