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處理新冠病毒談中國模式

除非稍後的全面復工導致新一輪感染個案，中國在處理新型冠狀病毒疫症上，可算是大功告成。根據中國官方的說法，這不僅是中國的成就，也是中國在如何處理公共衛生重大問題上，作出可供其他國家仿效的典範。事實上，在歐洲，在疫情爆發最厲害的意大利，該國政府已將全國封閉；在亞洲，韓國也對個別疫區採取嚴格的人流管制措施。

中國處理這次疫症的模式有幾個特點，其中最重要的是對疫情嚴重的地區（首先是武漢，再擴大至湖北省）採取嚴厲的圍封政策，不容民眾出入。此外，政府發動全國之力，在武漢興建臨時醫院，以及調配各地醫護人員往疫區救災。除了適當處分處事不力的地方官員，藉此平息民怨外，中央政府加強宣傳，鼓動民眾齊心抗疫，顯示為了戰勝病毒，不惜暫時犧牲經濟利益的決心。

這個模式能夠生效，是因為中國有個極高效率的威權政府，對民眾的思想和日常生活嚴格管控，而近年透過先進科技，政府對民眾的一舉一動幾乎瞭如指掌。因此，在處理危機時，只要決策正確，今天的中國模式便可以發揮驚人的威力。

要讓危機爆發後才着手處理

不過，建基於威權的管治模式有個重大缺點，就是往往未能防範於未然，要讓危機爆發後才着手處理。以今次疫情為例，早於去年底已有如李文亮醫生等人知悉這個不知名病毒，但卻遭公安警告勿生事造謠。這個隱瞞事實的情況，不能單純歸咎個別官員行為不當，而是有其結構性的原因：任何影響社會穩定或政府威信的訊息都須遏止，寧枉莫縱，避免不良後果。

其實2000多年前，《國語‧周語上》便有云：「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這次在中國首先爆發的疫情，導致僅是內地便有近10萬人染病，幾千人死亡，是否可以提早處理，避免或減少至今尚未休止的沉重代價？這個問題，值得欣賞中國模式的有關人等思考。

原刊於《am730》，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王永平

1948年生於香港。1969年香港大學畢業，主修經濟，其後四年任職商界。1973年加入政府，曾任職駐關貿總協定（GATT），即後來的國際貿易組織（WTO）香港常任代表、民政總署署長、教育統籌司。1997年香港回歸，獲委任為教育統籌局局長，後任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2007年退休後，開始在《信報》及《am730》等報章撰寫評論時局文章及主持電台時事節目。曾任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客座教授、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名譽教授，現為職業訓練局顧問。著作有《平心直說》、《不平則鳴－王永平論政》、及《通識思考，時事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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