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問人生意義，並非哲學家或宗教人士獨有的關注；它亦跟自我成長、教育以至生涯規劃等範疇息息相關。然而就研究方法而言，若以問卷調查來研究「生命意義」，受訪者的回應受限於研究者已有的概念框架；若是以訪談或書寫來探討，則參與者的言語文字表達力會大大左右他們的闡釋空間，甚至影響了分享內容（註1）。對此，一些學者嘗試以自助攝影（Auto-photography）及照片引談（Photo-elicitation）這種新方式來探問「生命意義來源」。自助攝影是指邀請參與者就特定主題進行自主攝影，所拍照片亦會被納入為研究素材。舉例Steger及其同工（註2）便邀請了86位大學本科生在一星期內，把生活中「帶給自己生命意義的東西」以相機拍攝下來；在參與者交回相片時再邀請他們為照片寫下文字解說。
HKCISA中心在第四階段「香港青少年之追蹤研究」中，曾參考上述研究，並以自助攝影及照片引談作為研究方法，嘗試探討本地年輕受訪者「生命意義的來源」。在本年5月至10月期間，本中心研究團隊跟46名以往曾參與「香港青少年之追蹤研究」的年輕人（23-24歲）進行訪談，期望能了解他們在步入成人階段這期間，對升學、工作、人際關係、健康、幸福生活及未來的種種看法。我們在聯絡受訪者時提出邀請，讓受訪者事先找三樣「帶給你生命意義的事物」，並拍照下來好在訪談中分享。類似前述Steger及其同工（註2）的研究，我們同樣提示受訪者：「帶給你生命意義的事物」可以是人、事件、物品、風景，甚至抽象符號；而跟Steger的研究相異之處是，基於研究訪談時間所限，我們只限每位受訪者分享三張相片（Steger則限每人最多12張）。我們的研究設計是在訪談中邀請受訪者以口述來解說，相信在對話中能獲得比文字解說更完整而豐富的敘述片段。
香港年輕人眼中生命意義的來源
在是次研究當中，不同受訪者對此活動有不同的回應。有的受訪者十分用心，把大量照片按不同範疇組合成三張來分享；但亦有受訪者表示難以想到有哪些事物帶給自己生命意義。最終，我們收集到133段有關照片的敘述，並嘗試把受訪者的回應分為16個類別。圖一顯示這些敘述片段在不同類別的分布。
青年在生命中重視什麼？
研究發現最經常被提及的一項是與家人的關係，當中包括與父母、祖輩、延伸家庭、兄弟姊妹及子女的關係。其次是朋輩關係，當中包括在不同成長階段，包括就學、工作等不同時期結交的朋友。第三是並列的兩個類別：旅行及個人成就。旅行包括遊歷，以及其間所經歷的建立友誼、開闊眼界與自我發現；個人成就則包括一些對自身重要的個人成就（如考獲車牌）。其餘較常被提到的是興趣（工餘時間不同的自主活動）、工作（開展職涯身份、工作經驗，以及在工作中獲得的回饋）及個人信念（如要感恩，或無論境況如何也要對未來抱有希望）。不少青年也談到人生的深刻經驗（如突如其來的病患要做手術）、自己與寵物的連繫以及與伴侶開展親密關係。讓我們也按最多被提及的三個類別，抽出一些例子跟大家分享。
圖一中分類相片例子及受訪者的相關描述：
- 家人關係：核心家人、父母、兄弟姊妹、祖輩、子女、延伸家庭
圖為家中客廳的沙發：「客廳是一家三口一起看電視、吃飯的地方。代表與家人的聯繫，以及『家』的概念。從小到大與家人的聯繫，塑造了我今天的習慣、價值觀和日常生活。」 - 朋輩關係：成長、就學、工作等不同階段的朋友
圖為相簿：「相簿裏面都是同friend影的相。Friend對我都幾緊要！甚至可以超過自己，即是在我內心排名入面。所以這張相，是想表達朋友對我的重要。」 - 旅行：遊歷以及在其中建立的友誼、眼界與自我發現
圖為外地風景：「『遊歷』在我人生中是好重要，因為我覺得世界這麼大，是應該要去不同的地方去explore一下；我覺得『遊歷』是在充實我的人生，讓我知道更加多這個世界其他的地方是怎樣。」
從上述結果可見，是次研究的受訪青年並沒有太着重以「擁有的物質（如金錢）」作為重要的「生命意義來源」，對比Steger及其同工的研究中，「擁有的物質」卻是第五多被提及的「生命意義來源」。這可能與兩項研究對每人分享的照片數目有不同限制相關；但亦可能顯示是次研究的受訪者在預先篩選最重要的三張照片時，「擁有的物質」已顯得較為次要。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地青年較少以大自然為「生命意義來源」，然而「大自然」在Steger之研究中卻是第三多被提及的「生命意義來源」（前兩者分別是「關係」及「興趣」）。這或許亦反映本地社會的生活空間，在模塑或規範着年輕人的生活經驗，繼而影響着他們攝取生命意義的素材。對於忙碌追趕學業、生活節奏急速的香港年輕人來說，給予更多接觸大自然的空間和機會，會否令他們對生命的意義有更深更廣的反思？
總結：複雜的生命意義
在是次研究中，受訪年輕人在思考並分享自己「生命意義的來源」的相片時，往往會題及相關的個人生命故事，也會自然地呈現他們在過去人生所經驗的掙扎與期待。例如有受訪者以家庭為自己生命意義的重要來源，但在訪談中卻多次提及自己與家人關係其實充滿張力；這似是矛盾，卻也似乎可以更立體地呈現在現實處境及限制當中，年輕人尋求生命意義時那複雜的情感。現時學校大多採用不同的量化評估工具，例如教育局的「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APASO），又或者透過日常接觸和觀察學生、與學生面談，來審視學生的身心健康狀況。是次研究中採用的「自助攝影」和「照片引談」，既能令時下非常喜愛用手機拍照的年輕人更願意和投入分享，亦能為老師和青年工作者在傳統的方法以外，提供一個嶄新的角度來理解年輕人所重視的人和事，從而支持他們建構自己的美滿人生。
注釋：
- Esterling, B. A., Antoni, M. H., Fletcher, M. A., Margulies, S., & Schneiderman, N. (1994). Emotional disclosure through writing or speaking modulates latent Epstein-Barr virus antibody titer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2, 130–140.
- Steger, M. F., Shim, Y., Rush, B. R., Brueske, L. A., Shin, J. Y., & Merriman, L. A. (2013). The mind’s eye: A photographic method for understanding meaning in people’s lives.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8(6), 530–542.
原文出處：香港學生能力國際評估中心通訊（Hong Kong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Newsletter）第34期（2020年11月）
作者簡介
張穎珊
香港中文大學價值教育文學碩士、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哲學博士，現任香港學生能力國際評估中心博士後研究員。曾任中學教師、「心靈教育：學與教的終極關懷」研究計劃副研究員。
岑國榮
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哲學碩士，現任香港學生能力國際評估中心副研究員。曾任「推行中學教學語言指引之延續評鑑研究」及「教學語言政策對教育晉升的效果」等研究計劃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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