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學到科學的大學之變

編按：本文是根據2009年中大哲學系60周年、哲學系研討會上講話的演講紀錄，修刪補充寫成。

今天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60周年、新亞書院60周年，也是新亞哲學系創立人唐君毅先生誕辰百歲周年。我從中大退休有年，今應邀為哲學系研討會講話，甚感榮幸。對於哲學，我是門外漢，卻是愛好之人。今次會議以「中國哲學之新方向」為主題，我注意到中國哲學之新方向，英文是”New Directions”，用多數，也即是説應該有多元發展的可能性。我現在試從「大學之道」來講中國哲學之方向。

一、大學之道與中國的經學時代

首先，我們講大學之道。大學之道是講大學之理念、大學之目的。《大學》一書中，開卷即説：「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這是大學之「三綱領」，是與大學之「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緊緊連繫的。而這三綱領清楚地以「至善」為大學終極之目的。

需要説明，大學之道的「大學」並非指今日的 university，而是指「大人之學」。「大人之學」之對是「小童之學」，古人8歲入小學，學識文字及灑掃應對之事，15歲則開始「成人」或大人之學，所學為上述之「八條目」。自董仲舒倡獨尊儒學後，孔子所以教人之六藝（《詩》、《書》、《禮》、《樂》、《易》、《春秋》），即成為儒家之經典。至宋代，更以《論語》、《孟子》、《中庸》、《大學》為四書。四書具有經典之地位，其權威且在六藝之上。自此之後，四書五經（《樂經》已失傳）遂為讀書人尊奉之經典。中國古時之高等教育機構，從漢之太學到後代之國子監，皆是國家養士之所，類近今日之大學。其攻讀鑽修者，固以四書五經為核心內容，而1,300年的科舉取士，所考試者亦以儒家之經典為主。故自漢以迄清末，從學術思想上言，如馮友蘭所言是中國的「經學時代」。（註1）

在二千年的「經學時代」，中國讀書人讀書應試是以儒家之經學（四書五經）為主的，講的是從修己而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的學問，其核心是成德之學，根本上是「做人」之導，是建立社會之道德秩序之道；一言之，即是「大學之道」。錢穆先生指出中國的學問傳統向來有三大系統，他説：

第一系統是「人統」，其系統中心是一人。中國人說：「學者所以學傲人也。」一切學問，主要用意在學如何做人，如何做一有理想有價值的人。

第二系統是「事統」，即以事業為其學問系統之中心者。此即所謂「學以致用」。

第三系統是「學統」，此即以學問本身為系統者，近代中國人常講「為學問而學問」即屬此系统。（註2）

錢先生顯然是認為「人統」是中國學問的根本。相對地説，「學統」是比較不發達的。唐君毅先生也認為中國沒有一個所謂「認識心的主體」，因此沒有發展出真正的學統。中國學問重視「人統」，即「學如何做人」。換言之，中國重視的學問是「做人的學問」，這種學問是指德性之知，不是理智之知，也就是《大學》所講的「明明德」的學問；用牟宗三先生的話，這是「生命的學問」。（註3）

二、「從經學到科學」：大學之道之變

中國的「大學之道」到了20世紀發生了變化。這個變化與中國學術性格之轉換是密不可分的。中國學術性格出現了一個「從經學到科學」的主軸性轉換。

1905年，滿清王朝覆亡前六年，清廷下詔「廢科舉、設學校」，這是力圖求存，晚清「新政」的一項大舉措。此舉固然挽救不了清之覆滅，但無疑是中國百年現代化運動中一權大事件。「廢科舉、設學校」，不啻是宣告了「經學時代」的結束。士大夫這個階層從此退出了歷史的舞台，而「西學」，特別是「科學」，也因此進入中國的新教育的視域。

誠然，作為中國的新高等教育機構的大學制度，也是從歐洲移入中土的。大學取代了傳統的太學、國子監。須特别指出者，中國從歐洲移植的大學制度，是歐洲的新的大學制。歐洲的中古大學綿延近千年，到了19世紀，德國的大學首先推行改革，倡導科學研究，創造新知識，把以宗教為本的「尊信仰」的中古大學轉化為以科學為本的「尊理性」的現代大學。德國大學最大的改革是把中古大學的核心——神學（聖經）——由科學取代了。

講到這裏，我想指出，中國現代大學的範典奠基人蔡元培先生於20世紀初留學歐洲，他考察接觸到的正是開西方大學新風氣的德國現代型大學。無疑地，德國柏林大學是他日後鑄建中國的大學的參照範式。

1911年辛亥革命後，蔡元培在臨時大總統孫中山領導的政府中擔任教育總長之職，他在任內頒布〈大學令〉，廢去「忠君」、「尊孔」等信條，確定大學分為文、理、法、商、醫、農、工七科，以文、理為主，取消經學科。民國元年（1912），嚴復任北京大學（原「京師大學堂」之改稱）首任校長，將經學與文科合併，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長時説：「民國元年，〔北大〕始併經學於文科，與德國新大學不設神學相類。」（註4）應説明者，所謂「併經學於文科」是指就經學内容性質，選擇地分別收納到哲學、歷史與文學中。

這個「合併」在學術思想上是革命性的，因為經學的獨立身分與主體性已經消失，當然也沒有了聖典（sacred books）的光環。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中説：「於是此二千年來為中國人思想之君主之經學，乃始被革命而退位。」（註5）在一定意義上，中西的現代大學在學術性格上出現了一個範典式的轉換。在中西的現代大學中，科學分別取代了經學與神學而踐學術之主位。自二十世紀初到今天二十一世紀，我們從學術思想與文化的性格與發展來看，中國的「經學時代」結束後，進入一個新時代，就是「科學時代」。其實，這是一個世界性的變化，西方也已從「神學時代」轉到「科學時代」。現代大學，無論中、西，已無聖典，誠如雷斯曼（David Riesman）為「世俗的學術殿堂」了。

註1：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頁485。

註2：錢穆：〈有關學問之系統〉，見《中國學術通論》（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7)，頁225-226。

註3：牟宗三：《生命的學問》（台北：三民書局，1970)。

註4：見梁柱：《蔡元培與北京大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41。

註5：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頁489。

金耀基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新亞書院院長、社會學系講座教授。著述眾多，主要包括《尋求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從傳統到現代》、《大學之理念》、《中國社會與文化》、《中國政治與文化》、《中國的現代轉向》、《社會與與中國研究》、《劍橋語絲》、《海德堡語絲》、《敦煌語絲》、《學思與生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