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實事求是到大破大立：一國兩制的理論與再實踐

上一篇提到一國兩制已進入深水區（2021年4月27日，〈舊制度、大革命與深水區〉），意思是重點時期到了，阻力每每會更大，但是這也是中央決意取得突破的時候，明顯看到其破立思維已貫穿於整個布局。然而，這種歷史觀和改革觀在國內固然是主流，但換轉在歷史觀和哲學基礎殊不相同的香港與一國兩制之上，情況可沒有這麼簡單。

破立思維在港的延續與深化

有評論指出，改革開放40多年，中國經歷着一個個「破—立—破」的螺旋上升過程，正如列寧所說：「發展是按所謂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線式進行的。」這也是筆者常說的唯物辯證法中「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規律和發展過程。誠然，假如「破」就是批判，改變舊有思維方式，「立」就是講道理。主動適應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的話，那麼港人肯定十分歡迎。

同樣地，假如中央真的根據「發展是按所謂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線式進行的」來認識和實踐的話，中央治港亦肯定會一帆風順。只不過，「破立」在中國大部分時候卻指向政治整頓或整風，這對於一個不受制約的強勢國家來說，是相當普遍的事，但久而久之，領導人以至人民都會認為，國家是這樣一路走來和強大起來，並逐漸形成一種相應的歷史觀。

在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之前，這種破立思維早見於中央的治港政策之中。筆者認為，歷年北京治港思路的多次軟硬調整，其實就是破立思維的一種反映。

我們可以看出不論是軟或硬，都是機械性，甚至絕對化的，不同時期之間基本上是沒有連貫性的，而且一個時期很大程度代表着當時主政者的長官意志，因而相當硬性，但往往最後都不了了之──當然這也算得上是一種螺旋式的發展，卻看不到螺旋上升過程，反而形勢日趨惡化。最後，只能將失誤推到國家安全和意識形態上面，一邊打着鄧小平的「愛國者治港」的旗號，另一邊卻行「大破大立」式的「左」傾政策。

實事求是：一國兩制的哲學基礎

為此我們有必要回到鄧小平的一國兩制的設計：鄧小平認為「實事求是」是一國兩制思想的哲學基礎，他認為一國兩制作為一種戰略思想的提出有一個前提，就是在思想方法上必須從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出發，為此必須糾正長期的「左」傾錯誤。根據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

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况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繫，作為我們行動的嚮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像，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佔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

不難理解，其實鄧小平早就料到，如果他不事先講清楚，回歸後肯定是左派治港，到頭來又會犯下「左」的錯誤，解決問題不從實事求是、尊重現實出發。所以鄧小平也說道：

我們解決問題的辦法要使三方面（中、英、港）都能接受。如果用社會主義來統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接受。勉強接受了，也會造成混亂局面。即使不發生武力衝突，香港也將成為一個蕭條的香港，後遺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們所希望的香港。

──近年的政治發展不幸地證明了鄧小平的先見之明。

真實與虛偽 自詡與自欺

目前北京之所以在香港重大體制問題上得以大破大立、長驅直進，最大原因固然是勝負已定，但很大程度也是人們此際不想理會政治，而且疫情亦帶來了一種虛偽的安全感，讓北京覺得大局已定。

此外，北京成竹在胸，認為只消修改選舉制度，之後便能夠恢復行政效率，到時候再加快起樓，搞好財富再分配，香港問題便會迎刃而解──這除了是一種簡單歸因之外，說穿了其實只是多年來評論人士的論述而已，不一定經得起事實的考驗，可是目前北京卻以這些「根據」來指導其判斷實踐和制度設計，情况令人擔憂。

事實上，目前特區政治出現了一個詭異的狀况，儘管中央與港府在這一段日子，抗疫和其他方面也交出了成績，但在市民心中的印象卻持續低迷，一點也沒有好轉。筆者認為這與中央大破大立的作風和政策有關。要不是中央貫徹這種破立思維，執意將原有制度與反對勢力連根拔起的話，香港政局理應重新正常化，而不是處於當前這種當權者自我感覺良好，但在市民心中的印象毫無起色的異常狀態。

夏寶龍發表關於「愛國者治港」的講話時也談到：「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就要多考慮如何推動實現定分止爭、凝聚共識，從而把各方面力量匯聚到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這個第一要務上來」，但依照事態發展，實在看不出有定分止爭、凝聚共識的可能，而要做到這一點，當局所需要的是實事求是，而不是將所有問題諉過於意識形態之爭。

當茶垢被洗得一乾二淨

大家應該還記得1995年李瑞環的「紫砂茶壺論」，他在2000年再解畫時說：「當時有很多不同的解說，我也說說我本來的意思。本意就是要真正的、正確的認識香港、管好香港，並不容易，不要麻痹大意，不要自以為是。」說到底還是離不開實事求是這句話，一旦偏離了一國兩制便無從說起。

依照李瑞環的說法，今天「紫砂茶壺」裏面的「茶垢」已被洗得一乾二淨，卻衍生出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其實他也曾提到：「許多事，你不理解就不自覺，就很難把好東西堅持下來，也很難說你去掉的是好是壞」──茶垢全洗乾淨後，人們很快就會搞不清楚「去掉的是好是壞」，什麼才是「好東西」，分不清什麼是話語口號，什麼是現實，這實際上已牽涉到認識論的問題。

現實不再是觸手可及，政治淪為教條主義的自我實現的預言，卻隨時會車毁人亡，這將會是大破大立時代治港的最大考驗。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袁彌昌

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系博士，香港政策研究所中美關係與香港研究中心高級研究顧問。曾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央政策組特邀顧問、民主思路總幹事及新民黨政策總裁。現主要從事中西戰略思想及其融合、孫子、老子及毛澤東戰略思想、中美關係及香港政治等領域的研究，其專欄評論文章定期刊登於香港《明報》筆陣及《am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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