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六分一實體課探討教育政策發揮的功能

作為政策，教育局有否基本期望，例如學校在現階段，至低限度，可以每天安排一個年級學生回校上課，減低師生長時期脫離常態引致的負面影響。

2020年因新冠肺炎蔓延，學校停課持續，網上教學成了授課的主要模式。

踏入2021年，恢復全面實體課堂授課仍然遙遙無期。教育局最新措施是容許學校安排最高容額六分之一學生回校上課半天（上午/下午）；中學及小學皆六年制，對上述通告措施的解讀，一般就是可以安排一個年級學生回校上課（教育局通告措施不建議小學安排下午上課）。

現實的執行情況，有學校維持全面網課，不安排任何學生回校課堂授課；有中學每天安排兩個不同年級利用上午、下午分別回校上課；也有中學每天只安排一個年級學生上午回校上課。學校在疫情持續與政策範圍內，多安排、少安排，或不安排學生回校授課，故然體現政策的彈性與校本性。但筆者也關注，作為政策，教育局有否基本期望，例如學校在現階段，至低限度，可以每天安排一個年級學生回校上課，減低師生長時期脫離常態引致的負面影響。至於個別學校繼續只實施果效成疑，或缺乏實體教育功能的網課，完全不安排學生回校授課，是否教育局推出政策措施的理念。教育局或衛生部門是否需要共同關注或扶持這些學校更好地推行網課與實體課並行的新措施。

筆者也關注通告措施行文，可以回校授課的學生人數六分之一，是指「學校最大的核准容額」，而非直指一個年級；這方面，曹啓樂校長已有文章探討，筆者在此不贅。如根據容額計算，現階段教育局容許學校安排返校授課，這六分之一的人數，其實可以超過一個年級的在校人數。當然，學校的執行，也在兼顧防疫及風險管理的多重考慮；只安排一個年級回校，是較簡便而容易認受的做法。

以數字指標推動政策或措施的例子頗多。印象深刻的是1998年，提出應用資訊科技發展優質教育，目標是五年內，在25%的課程上採用資訊科技來輔助教學活動。這指標，當年的爭議是如何計算25%的課程是指正規課程，例如學科，抑或整體學校教育，包括非正規課程，以至包括跨學科課程；如以學科計算，是指一個學科全年某一課節或多少課節，這都是當年的關注。作為發揮方向性功能的政策，這25%的指標，就算作發揮一種前瞻性的探索功能。換作今天，師生可以全面網課，憂慮的是缺乏面授課。

教育局作為教育決策與政策推行部門，慣常的政策實施，較多配合財政措施全面鋪開，以推行新政策，或以財政措施促進學校參與或試行；相關例子如STEM教育，內地與香港姊妹學校等。至於表面與財政措施無關的政策，例如教師每三年不少於150小時參與教師發展時數，背後都不缺教育局財政資源的提供，例如教師可以帶薪進修、學校聘任代課教師，以至教育局撥款提供教師進修課程。這150小時屬於軟指標，兼且內容寬鬆，對於提升教師專業素質，或促進教師素質與時並進，能有多少關係。

凍結教師編制

不涉財政資源而可能發揮較大功能的政策，筆者想探討的是凍結教師編制。這項政策容許學校凍結教師編制總人數的10%，換取凍結職位的薪金撥款供學校較靈活的資源運用；政策早期的試行與鼓勵性，隨着學校對政策的適應性，10%的上限成了對學校的制約性。探討開放上限至15或20%，在充分提供學校選擇參與同時，或可以成為推動個別學校進一步開創性發展的資源動力。

教育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包括部分落後於形勢的政策措施，需要適時檢視。教育決策如果只能停留在維持現狀，或過度推崇校本化的自由選擇，缺乏落實政策的基本要求，或只作小修小補，自然無從發揮促進教育素質與社會持續發展的功能。穩中求變，突破創新，扶持扭轉，應是體現政策功能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