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信報月刊》前總編輯文灼非先生多年了，在他的辛勤耕耘下，《信報月刊》成為香港名家薈萃的園地，凝聚了無數菁英的智慧，為香港做出無價的貢獻，筆者有幸，成為專欄作者之一，與有榮焉。如今文兄開創灼見名家傳媒，當盡力支持，祈能繼續為中港與未來盡一分綿力。
香港的發展依賴政治的穩定和經濟的動力，回歸後，香港回歸中國，但香港人對中華文化的認識，總有點疏離。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原因，也是感性認知的結果。中港矛盾日益突顯，必須從中西文化的角度，客觀分析、兼容並包，實事求是，才能找出解難之道。孟子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認為「治人」是上乘的「大道」；「治物」是下乘的「小道」。所謂「治」，用現代語言，就是「管理」。 因此，在香港回歸中國後，多了解中華文化的「治道」，實有其必要。
「以史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鑒，可知得失。」中國五千年歷史，就是寶貴的管理案例的寶庫。現今許多中港的矛盾，皆源於香港人對中國的國情、中華文化的無知與疏離，正如錢穆先生在二十世紀中葉，痛心世情，在他的名著《國史大綱》的引論中，苦口婆心地告誡國人：「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以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欲其國民對國家當前有真實之改進，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以往歷史有真實之了解。」
多年來，我在不同的媒體，發表了許多有關中華智慧管理學的文章、演講、電台節目，希望在這個專欄裏做一個總結，並配合將來的網上錄像，希望能在這個領域，出一分綿力。但願香港、中國及炎黃子孫，都有一個美好的未來，珍惜自己的文化遺產、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港媒過度渲染 政黨只顧一己私欲
在全國人大通過普選框架的前夕，我們邀請了在泛民中相對「中立」的民協主席馮檢基議員來學會分享他從政的經驗和體悟。中華智慧管理學會的立場向來是「不求名利、遠離權色、政治中立、宗教超然、實事求是」。這個講座，只為身處被傳媒扭曲的資訊環境中，試圖從前線人物的口中，推敲社會的實況，減少「感性」的誤差。
馮議員行色匆匆，剛從深圳會晤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匆匆回港，在百忙中仍抽空赴會。他誠意地徵詢與會者對近日泛民的意見。有人指出泛民議員在出席會議前，就已劃下底線，簽署聯合聲明，似乎違反了《孫子兵法》中最基本的「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原則，有點缺乏中華智慧。不只是「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甚至可能陷入「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的困局。在彼強己弱的形勢下，怎能不「鎩羽而歸」？
在民主政治裏，往往是政治人物率先仔細思考問題，權衡利害，然後把問題標示給大眾，讓他們去選擇。而民眾在選擇時，多以自己的利益來做標準，很少人能拋開一己之私，高瞻遠矚，為廣大的社會求福祉。傳媒是討論問題的平台，應保持客觀，讓大家各抒己見，理性交流，然後盡力作出理性的選擇。可惜現今的政黨，歇力試圖操縱人們的情緒，不談政見和願景。民眾也不用媒體來討論意見，傳媒為了銷量，則跟著讀者降低品味，譁眾取寵，煽動人們的感性情緒，而不是客觀報道、理性分析。不少報紙，經常以大幅的彩圖搶佔篇幅，因為現今許多讀者，已不再閱讀文字，但求「過癮」。有些品格低下的傳媒，甚至逐漸淪為破壞社會的寄生蟲，早已失去作為討論平台的功能。
對人不對事 普遍民主國家弊病
身處這樣缺乏理性、只有偏見的資訊環境中，人們的「政見」往往陷入情緒化的「陷阱」而不自覺，有些更自以為是「正義」的化身，「道不同不相為謀」，壁壘分明，甚至在家庭、學校、企業中，都出現分歧、甚至紛爭。於是，人們在批評時事和政局時，不是考慮政策的好壞、事情的對錯，而是甚麼人講的、做的？他代表甚麼人？是「自己人」嗎？凡是「同道」，不問情由，一律支持，否則反之！這些現象，並非香港獨有，而是普世的民主制度，都可能出現的問題。近如台灣，遠如美國，皆不能倖免。
「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是最基本的常理。任何哲學學派與政治思想和制度，推敲和發展到最後，都會變壞、落到死胡同裏。理想與現實，是一個永遠解不開的孿生矛盾，如影隨形，無法擺脫。
當「民主自由、人權平等」成為世界潮流、並以為源於英國的普通法(Common Law)是最合理而嚴謹的法律系統時，不少人以為中華文化的法制薄弱，常有「無法無天」的現象。且讓我們試圖探討一下中國歷史上的律法究竟怎樣！
自秦孝公勵精圖治，商鞅變法，依法治國，始皇一統天下，至漢代的蕭何，歷史上的律令，實際上是刑法，並沒有法理學。董仲舒的《春秋斷獄》是奠基於儒家的經典、孔子所界定的理想世界，法律是用來維持這個理想社會的人間秩序。在儒家的和諧社會裏，人與人的義務關係是相對的，在法律面前，人人並「不」平等，法律是看一個人與另一個人之間的關係而定。中國人講求合情、合理、合法，並依此先後。中國人的法律，重點是人情，天理是宋明理學以後才加上去的。理是本，氣是它的現象。外在的環境可以把氣扭曲，是為人欲。所以理學家們提倡「去人欲、存天理」，而《大學》的「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成為自省的規條。法律是要由官來執行的，賞罰善惡，矯正偏差，以維持和諧社會。這一切都在人情之內，所以先禮後刑，調和為上。跟現今倡議的先仲裁(arbitration)，後訴訟的精神，殊途同歸。
西方大陸法典的根本，源於啓蒙運動之後的《拿破侖法典》，原意並非追求社會和諧，而是為保護人權。這一套理念，跟原來中國的文化，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要把兩者聯結，很不容易，甚至是相互矛盾。而中國面對的問題結癥，在於一個大國，為了維持運作，必先取得各地的和諧，否則就達不到整體的和諧。中國地廣人多，「五里不同風，十里不同俗」，人口擁擠的跟人口稀少的地區，各處鄉村各處「例」，加上民族眾多、習慣不同、價值觀念的差異極大。隨著各地的民風和政策不同，法「例」需要視乎各地的實際情況而形成不同的規範。
從儒家、史實了解中國法制
中國的歷史，複雜而曲折，法律的精神也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轉折。唐律是從北朝接下來的，當時的五胡亂華、南北朝時代，是靠征服立國的，人際間並非完全以親屬而界定，也有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關係，因此權利完全不一樣。宋律對唐律做了很大的改革，把儒家的精神滲透得很深，開始有比較完整的法理，但訂立時，尚未有理學，那是直至明律，才滲入天理的概念。明律伸延自宋律，從唐朝的尊卑，演變成主和佃的關係。可惜這些歷朝積累的智慧，被清代統治者一手推翻，因為滿清是征服者，因此清律轉成了主與奴的法律。同時，在地方的「例」上，也經過時代的洗禮而變異。所以，要明瞭中國的法理學和哲學基礎，必須要從儒家的理念思考，了解當時的時代背景、社會結構和權利關係，而不是盲目地照搬外國的理念，硬套上去並指責中國的封建和落後。凡事有其果必有其因，索本尋源，推理分析，方能窺其奧。
當中國的地方官遇上棘手的案件時，跟西方法制很不同，他不會馬上宣判，而是先要聽聽當地的輿論，然後再反映到法律上，因此常有微服出巡之舉，目的是為了維持實際運作。因為輿論是公眾道德，因此很多時和解大於審判，只有這樣，律和當地的民間風俗，才能得到協調。或有人說，這不是扼殺公義(justice)？這固然並非最理想的尋求公義的方法，但對於真正了解現代法律制度的專業人士來說，沒有一個人敢說自己真正掌握公義，因為現今的律法世界，早已淪為技術系統。這當然包括陪審團的制度，以票數掌握一個犯人的命運。
另一個角度看中國律法
古代有良心的好官，對律法的體悟是：「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歐陽修《瀧岡阡表》）雖然千辛萬苦地終於破了案，心裏仍感到十分難過，因為悲痛著：「為甚麼有人會幹出這樣傷天害理的事情？這是誰的錯？」為官者，常懷父母心。 回溯二十世紀的中國，從中華民國到新中國的成立，從來就沒有安定過，「治亂世，用重刑」，中國的法律歷程，坎坷而曲折，至今如是。要兼顧實際形勢，調整自身的內部矛盾已然不易，尚要調和源於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西方律法，那是一個多麼艱巨的任務。這正是目前中港矛盾的源頭之一。
明白了這些基本的歷史理念，也許你會對中國的律法，開始抱另一種心情去看待。筆者並非為中國現況開脫，而是實事求是、以史為鑑。錢穆先生已仙遊，親手創建的新亞書院仍然屹立，目睹今天香港的亂局，能不唏噓？
北宋時期，大儒張載的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期許，他指出了四個最重要的方向。分別是哲學家、實踐的服務者、知識的傳授者和理想境界的建構者。世事紛紜，當人們日趨埋沒理性，只以感性行事，把社會逐漸推向毀滅的邊緣時，中華智慧管理學會不自量力，明知不可為，卻希望在有限的資源中，試圖在這些不同的領域，盡一分微博的力量，在不完美的世界裏，活出美滿一點的人生。浮世而獨立，在只顧追名逐利、紛紜的亂世中，明晰自省，自求多福。
參考資料：
《許倬雲講演錄：知識份子 ── 歷史與未來》
許倬雲，《歷史大脈絡》
《錢賓四先生全集》之二十七：《國史大綱》
《錢賓四先生全集》之三十七：《民族與文化》
《錢賓四先生全集》之四十四：《中國文化叢談》
《革命的年代1789-1848》(The Age of Revolution，1789-1848) by Eric J. Hobsba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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