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先拔頭籌看天下大勢（三之二）|張五常

知識引進是第一關鍵

不管怎樣衡量，今天回顧，自1991年在瑞典我跟弗里德曼暢論世界經濟，距今四分之一個世紀，貧困之邦能殺出重圍的雖然不只一個中國，但說中國先拔頭籌卻無可置疑。我更要指出從1993到2007這十四個年頭，在好些不利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之高是人類歷史僅見。朱鎔基先生的貢獻我欣賞，但經濟持續地飆升十多年不可能是一個或一小撮人的功勞。朱總理當年主導的市場合約自由與其他政策當然不可或缺，但還是不足以解釋我們見到的現象。
最近我想到兩個解釋中國現象的關鍵，皆源於與弗老之會的內容再想。其一是比較優勢定律這回事，理論無疑對，但引進沙石這定律的運作不同。大概而言，地球上的資源只有三類。其一是土地（包括地下的礦物），其二是勞力，其三是知識。土地不能移動──不動產是也──其增減對經濟當然有影響，而農產品或礦物的進出口，如果沒有政府管制，會影響他邦的經濟。勞動人口可以走動，但國際之間不容易，而通過國際貿易雖然會帶來比較優勢定律所說的效果，但國際上的勞工法例、最低工資、工會運作等沙石可以大幅地削弱比較優勢定律的運作。
只有第三種資源──知識──在國際間是自由流動的：絕大部分的知識沒有專利保護，就是有也只保十多年，而商業秘密會跟着外資的引進而進，一旦外洩基本上無法收回。我認為中國能先拔頭籌的一個主要原因，是開放改革後外間的知識湧進得快，非常快，而中國的青年也吸收得快。外資當年的湧進帶來的商業與管理知識當然重要，而今天看更為重要的是數碼等科技的發達，湧進中國炎黃子孫學得快，掌握得優越。這裡我們要注意的，是中國本土的市場大，而大市場是數碼商業快速發展的先決條件。

一些西方的朋友認為中國盜用西方的科技發明。這觀點不對：不用盜，不是商業秘密的科技在網上全部可以找到，而商業秘密一旦外洩就成為共用品。我曾經花了美國的國家科學基金不少錢，勞師動眾，研究發明專利與商業秘密的保護與租用合約，可惜幾年的深入研究只寫下一份長報告與發表了一篇關於商業秘密的文章。不管怎樣說，中國要感謝西方科技知識的引進。
另一方面，在文革期間，中國的大學好些課程不能教。這逼使求學的青年偏於數學與工程這些方面。雖然文革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這傳統還在。後來到了江澤民時期，大學的數量急升，到今天每年的大學畢業生七百萬人，懂得處理方程式的中學生所見皆是。也重要的是中國沒有西方那種工會的林立。中國的建築或裝修工人一般是樣樣皆能。是的，在西方，因為工會的左右，水歸水，電歸電，煤氣歸煤氣，泥水歸泥水，木匠歸木匠，不能「撈過界」。

深圳是一個新現象

上述的局限轉變帶來近幾年出現的深圳現象。我歷來認為有朝一日，上海的經濟會超越香港，沒有想到深圳。去年我說兩年後深圳會超越香港，但今天看是已經超越了。再兩年會超越很多！去年我也說再十年深圳會超越硅谷，但今天看不需要十年。華為、騰訊、大疆等有大成的可以不論，但據說搞科技產品的企業深圳有8000家。馬雲也要到深圳來摩拳擦掌！這個城市的人口增長速度遠超昔日香港的難民潮，但我找不到一個可靠的數字。

當然中國還有其他城市的科技產品搞得有看頭，但深圳冠於內地今天沒有疑問。新勞動合同法對科技行業的約束為禍較少，因為這行業的市場工資比較高，在好些方面脫離了該合同法的約束。然而，目前在東莞，因為該法的存在，高與低科技之間出現了一個斷層。
為什麼在科技產出的發展上深圳能捷足先登是個有趣的問題。多個因素無疑存在，而我認為最有趣而又少人注意的，是今天的深圳沒有幾個本地人。全部是外來的，因此完全沒有排外這回事。排外或宗教、種族歧視對經濟發展可以有嚴重的不良影響，而深圳是一個從30多年前的20多萬人口升到今天2000多萬的城市。這是非常誇張地重複了百多年前美國西岸因為尋金熱而帶起了舊金山的故事。是的，因為新勞動合同法的引進而變得死氣沉沉的東莞，因為深圳的土地不足而一下子活躍起來了。
深圳今天的遠為不足處，是大學不僅太少，水平也不見得高明。另一項嚴重的缺失是文化事項深圳遠遜於上海等地，而那裡的博物館是沒有什麼可觀的。

基建速度高是第二個關鍵

轉論中國先拔頭籌的第二個關鍵，是在勞動力之價低廉的80、90年代，中國在基礎建設這方面發展得快。就是到了本世紀初期，一個力壯的勞動工人只五美元一天，往往從天未亮操作到天黑。當年我見到這情況感到心酸，今天回顧炎黃子孫要感謝這些人。中國的基建工程不僅興建得快，而且質量愈來愈高，到今天是世界級水平了。高速公路的興建每年可以橫跨美國兩次，而難度甚高的高鐵，約十年建造了23000公里，達地球的百分之60以上。
都是勞苦大眾的血汗換得的成果，而重要的協助，是中國既沒有西方的工會，也沒有西方的民主投票。這些方面，1983年我對北京的朋友力陳不要仿效西方。這裡的問題是興建得快而又優質的基礎建設不一定是划算的投資。以高鐵為例，算進利息，歸本還是遙遙無期。問題是這類大興土木的投資不能單從金額的支出與回報看。那些所謂外部性對不同地區的地價影響，對人口在不同地區的變動的價值的正或負，原則上也要算進去。大概的衡量也不易，精確不可能。我只能說，大略地看，中國的基建項目很少見到負值。這樣，不論歷史成本，中國的基建項目對將來的發展會有大助。

天下大勢是新三國演義

轉談目前的天下大勢之前，我要先說兩件事。其一是中國今天的經濟情況不好。去年我在這裡提出了十一項改進的建議，皆如石沉大海，而今天的經濟沒有改進。這只是個人之見。其二是論天下大勢不能不提及國際政治，而我對政治是半點也不懂的人。因此，我只能局部地看世界。
今天的地球出現了一個新局面：有三個性格剛強的國家領導人一起存在：俄羅斯的普京、中國的習近平、美國的特朗普。我戲稱世界將會出現的是新三國演義。一位朋友說還有一個菲律賓的杜特爾特，變為四國。我說菲律賓只是一個島，不算。當然是說笑，但一些朋友認為一項大戰可能出現。若如是，我要說的全部作廢。

特朗普的經濟觀有誤

我要先處理一個話題。特朗普總統是一個了不起的商人，他的言論含意着的，是要用做生意的手法來處理國際經濟。這是不對的。做生意在市場競爭，圖利要把對手殺下馬來。但國際貿易呢？要賺對方的錢你要讓對方賺你的錢。特朗普說要抽中國貨百分之四十五的進口稅，但其實這是抽美國消費者的稅。美國會因而有通脹嗎？甚微，因為越南、印度及無數其他落後國家的勞力工資遠比中國低，美國的消費者會轉向質量較低但更為廉價的產品。
美國如果全面大幅提升廉價物品的進口稅，充其量只能讓本土的一小撮現存的出產商人獲利，不會鼓勵新廠的設立。這是因為增加了的進口稅隨時可能撤銷，一個投資者會選擇比較穩定的項目才下注。要是美國真的大抽中國貨的進口稅，中國應該以牙還牙地也大抽美國貨的進口稅嗎？不應該，因為這對中國的消費者與投資者半點好處也沒有。我是主張中國撤銷進口關稅的。在報章上讀到習近平先生的言論，他的主張也是大放外貿。他是主導一帶一路這個構思的人，當然知道開放外貿是這構思的一個需要條件。
特朗普主張杜絕墨西哥人的非法進入。但美國的農業主要是雇用着這些非法進入的墨西哥人。選擇性地讓一些墨西哥人作為農工有所需要，但美國的最低工資要怎樣處理呢？目前中國是美國農產品的最大買家，提升美國農工的工資中國會轉到其他地區購買。地球逐步一體化是大勢所趨，特朗普總統卻要逆流而上。但他是聰明人，可能改變主意。

兩國演義各取一法

論天下大勢，我要從上文提到的新三國演義簡化為兩國演義──美國與中國──因為我對俄羅斯的情況不了解。不能說我很了解美國與中國，但應該及格。我要從兩個有關鍵性的觀察說起。因為美國與中國的文化很不相同，傳統上這兩個國家的對外邦交的政策有別。
大略而言，美國是以軍事利益的協助來換取他國的友情，而中國則是用經濟利益的協助來換取他國的友情。前者是源於二戰後，美國的軍力與財富皆雄視天下。他們協助了很多國家──尤其是日本──的經濟復甦。但跟着就是恐怕共產制度的擴散而採用軍力輸送到其他國家作防守。今天回顧，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真的很怕共產思維的擴散。
以軍事利益與經濟利益換取國際友情是有着很不相同的局限，期待的回報很不一樣，而二者的持久穩定性也不同。輸送軍事利益換取友情遠為容易，因為只要打通一小撮執政者的關係。但不穩定，因為這一小撮執政者可能被迫下馬或被投票者替換。最近菲律賓的發展就是例子。輸送經濟利益換取友情是遠為困難的事，因為不是只派錢出去，要有投資的回報，而這樣的邦交要有民眾的支持。辦得成功，經濟利益協助的穩定性可以持續，換了國家的頭頭還會持續下去。

張五常

國際知名經濟學家，新制度經濟學和現代產權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曾任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教授，前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院長。畢業於美國加州大學經濟系，獲博士學位。曾當選美國西部經濟學會會長，為首位獲此殊榮的美國本土之外的學者。張五常教授著作甚多，1969年他以博士論文《佃農理論》在經濟學界嶄露頭角。他的《合約機構與非私產的理論》、《企業的合約性質》等論文繼續發展了他在交易費用以及產權重要性方面的理論。1991年他身為唯一未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者而獲邀參加諾貝爾頒獎典禮。代表作是《賣桔者言》、《中國的前途》、以及三卷本經濟學著作《經濟解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