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本書 看特區政府的胸襟

高華寫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史料充實，分析了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是研究中共黨史的一部經典。此書後來被內地封禁，倒令它成為我內地朋友點名的手信，助了銷路。

早前，本港作家陳冠中的虛構歷史小說《建豐二年》被香港公共圖書館下架。政府的說法是：陳的作品不是禁書，只是不在推薦閱讀之列。

提到禁書，我最近讀了內地歷史學家高華寫的《歷史學的境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2015）。高華（1954—2011年）是南京大學前教授，因肝癌盛年辭世。高的名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中文大學出版，史料充實，分析了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是研究中共黨史的一部經典。此書後來被內地封禁，倒令它成為我內地朋友點名的手信，助了銷路。

比起《紅》書，《歷史學的境界》小塊頭得多了，但不乏精彩的內容。作者討論了國民黨敗走中國大陸的原因，當中包括輕敵、黨內派系互相傾軋、蔣介石用人唯親、中共間諜滲透和受美國牽制等等。中共內部的黨性比國民黨強，亦是成敗關鍵。高華指出蔣介石治陸時期，被迫也好自發也好，對反對派的包容度是很高的。蔣失大陸偏安台灣後，痛定思痛，實行鐵腕管治，打壓反對聲音手段與共產黨不相伯仲。到了小蔣掌權晚期，因為再不能用「反攻大陸」這陳腔濫調來維持統治權的正當性，便開始起用本土人士。今天回首看，台灣的政治改革，應了唐德剛的一句：千舟已過萬重山。

高華也承認犧牲個人自由，有助製造經濟起飛的基礎。台灣如是、中國大陸也如是。問題是社會的演變，不應該停留在這階段。經濟已經跑出頭的地方，人民享用慣了自由，亦很難走回頭路。這亦是為什麼富裕大城市像上海，市民對防疫封城的抗拒程度，比落後地方為甚。治港官員應該以此為鑑。

人民慣了自由很難走回頭路

我那天到一家常去的樓上書局，欲購內地作家許知遠的書，店長告訴我，因為題材敏感，容易誤踏紅線，所以再沒有出售許的作品。數月後，我出差義烏，卻在當地書店找到許的書。香港的經濟開放程度，怎麼算也是全國領頭羊，但想不到作為國際大都會，文化上比內地更保守。

近期的一些社會事件，例如中大校長段崇智辭職，和社會上就一宗法庭裁決引發的議論，政府作出的回應，都令大家聯想到特區政府的胸襟。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張宗永

作者是亞洲新興市場第一代衍生工具交易員，擁有20多年的投行經驗，管理過的業務包括交易室、資本市場和併購業務。大學主修工程及工商管理，畢業後短暫的第一份工作卻是在報館任職股評人兼翻譯兼副刊作家兼資料室總管（以成績倒序為列）。2009年告別銀行「糧單」之後，加入一新成立的環球精品投行任亞太區總裁及高級合伙人，並且重拾四分之一世紀前的興趣，在報刊上月旦政經時局，文章散見《明報》及《信報》等，並且積極參與社會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