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遲與馮亦代──抗戰．詩人．香港抒情史

南太平洋開始歌唱了，怎禁得我唱太平洋的歌。

──節錄自徐遲：〈太平洋序詩──動員起來，香港！〉，《星島日報．戰時生活》，1941年12月10日。

抗戰時期的香港學士台以及依山下坡的桃李台等，成了南來文化人聚居的地方。

──馮亦代：〈我的文藝學徒生涯〉，《新文學史料》1996年第1期，1996年2月。

二十世紀的中國，經歷革命與戰爭的洗禮，後者尤以對日抗戰最為悲壯。歷時八載，中原板蕩，戰火隨之蔓延香港。若文學實踐代表創造，戰爭則代表毀滅。在炮彈和詩歌之間，有否妥協的餘地？事實上，在戰爭的硝煙中，詩歌仍舊被書寫、被歌頌。「詩」本身，在當時的現代派詩人徐遲心目中，乃有「炸不死的精神」。人們在戰慄和荒謬中冀望發出的聲音，為文學注入生命力；那些直面無情戰火的情感和波動，於是化為詩歌，譜出一段值得不斷重讀的抒情史。

戰火中的香港文壇

1941年，對日抗戰踏入第四年，香港終告捲入戰火。戰雲密布，當香港始被日軍進犯，固然標誌着太平洋戰爭的陰霾開始逼近，但內地各處其實早已兵連禍結，文化人相繼避走南來，在香港此一特定的地方、特定的抗戰時間下，繼續文學的探索及實踐，追求抒情和言志。

當中，徐遲和馮亦代兩人在內地的創作生涯亦多為人知曉，然而在抗戰時期，他們都曾寄居香港，於此南方之地，戰火延綿之際，堅持從事創作，並致力以文學回應戰亂、回應時代。作為白領詩人「三騎士」其中兩員（詳見下文），徐遲和馮亦代實為當時的香港文壇助力不少。

由陳智德博士所著、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於2018年1月推出的《板蕩時代的抒情──抗戰時期的香港與文學》，致力撿拾抗戰時期香港文學的零落史料和碎片，重新拼揍出抗日之際的香港文壇景象。這不單呈現當時香港文學的發展和性格，為這段被湮沒的文學史補上一筆，也涉及思考文學本質，如戰爭與文學的關係，以及抒情與詩的意義。

詩在硝煙中

若論詩在戰火中的意義以至用處，或者值得斟酌。享譽國際的戰地記者唐‧麥卡林（Don McCullin）曾言：「我們全都受天真的信念之害，以為只需憑着正直，便能理直氣壯地站在任何地方。但倘若你是站在垂死者面前，你需要更多理由。假若你幫不上忙，你便不該在那裏。」其實，文學和詩歌跟攝影或許相類，未有跟現實在物理上相肉搏的能耐──面對令生命垂危的戰爭，詩歌似乎有時是如此虛幻、空談和無力。但透過文學和詩的媒介，抒情的熱度總能向外輻射──予往生者以同情；讓在生者獲激勵、鼓舞；給圖存者提供堅持的理由；為被戰爭折磨者提供情感的抒發和安撫。

徐遲──在抗戰中放逐抒情的詩人

徐遲（徐商壽，1914-1996）為30年代現代派詩人一員，其作品曾被後來者譽為富超前意識，並以翻譯梭羅《瓦爾登湖》等而著稱，後來著有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等。香港此一過客之地，事實上成就他不少回應時代的創作，也反映其深刻的文藝思考。

30年代初，徐遲曾就讀燕京大學，其後到上海，結交《現代》雜誌編輯施蟄存，當地經歷使他寫出不少現代派詩歌名篇。1938年5月，徐遲從上海到香港暫居，繼而在1942年1月離港轉至重慶。

陳智德認為，徐遲在香港期間，經歷了一次「思想轉折事件」，抗戰的局面、文人圈子的交往及影響，令他經歷「覺醒」，由現代派詩人變成左翼詩人。我們可藉此探問詩歌與戰爭的關係，以及抒情在當中所扮演的角色，乃至詩人對這種風格有何期許。

1941年12月8日，日軍開始空襲九龍，住在港島的徐遲與詩人戴望舒等暫避於港島防空洞，事後前者瞬即捕捉到山雨欲來的戰爭意象，伏案疾書，寫就〈太平洋序詩──動員起來，香港！〉一詩。陳智德指，此乃第一首描述日軍空襲香港、以至第一首直接描述太平洋戰爭的新詩。

奮戰情感激昂

在詩中，徐遲以太平洋的景象為出發點，指出戰爭的陰霾逐漸打破了海洋的平靜：「太平洋的碧綠的波浪，／本是溫暖的陽光的愛人。／現在暴風雨來了！來吧！」，此詩並且「由香港的動員、歌唱和組織，結連到太平洋戰事」（陳智德語）：

阿比西尼亞的沉淪，

西班牙的史詩，

法蘭西的悲劇！

戰爭飛翔着，

恐怖飛翔着！

饑荒飛翔着！

中國流血，流淚，流亡，

但是支持着。

[…]

動員起來，香港，

歌唱起來，香港，

組織起來，香港，

號手，吹！

鼓手，敲！

砲手，搜索天空和水平線，

搜索間諜……

如果香港燃燒，

東京也要燃燒，

太平洋，歌唱吧！

（節錄）

1941年12月10日香港《星島日報‧戰時生活》

從逼近的抗戰，繼而將視野擴及同受二戰影響的國家，把彼此遭遇戰亂離散的境遇，以詩句相連結，最後更對香港予以激勵，尋求動員及組織，明確地以「『太平洋，歌唱吧！』表示迎戰」（陳智德語），讓此詩流露着濃重的悲嘆、堅強，以及奮戰的情感。同時表達「既慘痛又激昂奮發的複雜心情」（陳智德語）。

反抒情或出自藝術考慮

所謂「詩言志」，徐遲的詩作定必多少反映自身寫作理念。早於1939年，徐遲即已寫下〈抒情的放逐〉，當中言及：

因為千百年來，我們從未缺乏過風雅和抒情，從未有人敢詆辱風雅，敢對抒情主義有所不敬。可是在這戰時，你也反對感傷的生命了。即使亡命天涯，親人罹難，家產悉數毀於砲火了，人們的反應也是忿恨或其他的感情，而決不是感傷，因為若然你是感傷，便尚存的一口氣也快要沒有了。[…] 如果現在還抱住了抒情小唱而不肯放手，這個詩人又是近代詩的罪人。[…] 我寫這篇文章的意思不過說明抒情的放逐，在中國，正在開始的，是建設的，而抒情反是破壞的。

陳智德認為此文旨在「批評1920、30年代以來中國新詩中浪漫感傷的傾向」，當中「罪人」、「破壞的」等字眼，最能彰顯對抒情的拒斥。因戰火無情，感傷的抒情小唱似對世局無所裨益，更甚者像折損在戰爭圖存時「尚存的一口氣」。

從徐遲這首詩出發，我們可望了解文學與政治之間的交錯關係。陳智德分析徐遲反對抒情的原因：

雖然徐遲指戰爭突顯了抒情的無效與謬誤，但他反對抒情的重點不是因為抒情妨礙抗戰，而是提出舊有的表達模式再無法適用於新的局面中。他針對的是表達的模式而不是表達的主題，即是說，徐遲反抒情的觀點是一種藝術上的考慮，多於政治上的訴求。

抒情傳統及國防文學的反思

如此即引申出文學的角色問題──是要為政治或意識形態服務，抑或是要「為藝術而藝術」？這恐在文學史上爭論不休。當時，詩人陳殘雲就反對徐遲的觀點，並為抒情詩辯護，更強調要視之為「革命的」、「鬥爭工具」，從而肯定抒情及抒情詩的功用。（陳殘雲〈抒情的時代性〉）這反映了抗戰文藝觀的不同意見。

但是，毋庸置疑，徐遲只是從比較純粹的藝術考慮出發，反對不能採用應有／合適藝術表達手法回應抗戰以至新世局的詩歌，以及它們感傷和風雅的姿態。這反映了文學的自主性，也是當時的文人對抒情傳統以及國防文學討論，即強調文學應否為抗戰服務的反思和可行取態。

放逐抒情仍是抒情傳統一部分

事實上，〈太平洋序詩〉或似運用現實主義手法成詩，但流露在字裏行間的意識，用陳智德新書的說法，卻是「既呼應抗戰時局和抗戰文學主題，也藉以反映、反思香港現實，留下不可替代的情志和歷史紀錄」。抒情艱難，但人非草木，豈能無情？或可如此理解：徐遲本身就是以抒情詩人的身份，去放逐抒情，惟此詩留下的情志，何嘗不是情感的表達和抒發？徐遲〈抒情的放逐〉以至〈太平洋序詩〉，也應被視為當時「板蕩時代的抒情」的一個組成部分。相信後來者在追溯及討論這個時期的文學抒情傳統時，徐遲是不可繞過的存在。

「第二次誕生」與詩藝轉向

然而，將抒情加以反對及放逐後，徐遲自身卻成就了一次左翼轉向。在港之際，他與馮亦代和袁水拍經常相逢唱和，同時又跟不少新知舊友聚首。一次在袁水拍家中與郁風有關「人民」此一概念的爭論，令徐遲反思自身觀點，更主動讓葉靈鳳向他介紹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及《費爾巴哈論》兩書，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入門書。最終徐遲一個早上就把兩書讀畢，更視當日為自己的「覺醒日」、「第二次誕生」。其後他更被接納加入喬冠華的秘密讀書會，一個「由黨員和進步人士參加的組織」（馮亦代語）。一位左翼詩人，就此誕生。

徐遲返回內地後，繼續從事現實主義詩歌創作，「走出自我，走向街頭，走向大眾，成為大後方重慶風行一時的朗誦詩運動的積極倡導者和實踐者」（孫玉石《中國現代主義詩潮史論》），50年代更出版了《戰爭，和平，進步》及《共和國的歌》等詩集，完成其詩藝轉向。

深刻思考創作理念

綜觀徐遲在港的文學足跡甚為豐富，除編輯文協香港分會出版的英語刊物《中國作家》，「將抗戰文藝作品譯成英文向外國介紹」爭取國際輿論支持抗日外，亦任《星報》電訊翻譯、為《耕耘》撰稿，更曾任文協香港分會文藝通訊部導師，廣招香港青年成為「文藝通訊員」，藉文藝講習班及徵文等活動，「提拔新的文藝工作後備軍」，加上又為《星島日報》「肅清賣國文藝特輯」撰文，用筆鋒指出和平文藝的謬誤。

由此可見，香港成為了徐遲生命中避走戰事的中途站，卻是因緣際會，熱鬧的文人圈子交往、空襲及炮火的最終來犯，鑄造了徐遲的詩篇及創作，引領他深刻思考詩歌的創作理念及應有角色，成就其一生自許的思想覺醒，亦為香港文學的版圖增添了色彩。

馮亦代──香島締結文學因緣

據陳智德研究，若放寬眼光，在抗戰前夕約十年的香港（1928-1937）其實經歷過一次「新文藝大爆炸」──幾乎每年都有新的文藝刊物創刊，文壇頓時活躍。是故當時香港已有現成的文學園地和文人圈子，有其在地文化脈絡及氛圍性格。馮亦代如同徐遲，在香港締結了不少文學因緣，亦在此地有過不少文學實踐，同樣是他一生創作路上值得紀錄的階段。

馮亦代（1913-2005）為作家兼翻譯家，著譯包括《龍套集》、《書人書事》、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第五縱隊》（The Fifth Column）等。他1936年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其後來港，在《星島日報》編輯部認識戴望舒，當時戴望舒跟馮說「你的稿子我都看過了。你的散文還可以，譯文也可以，你該把海明威的那篇小說譯完，不過你寫的詩大部分是模仿的，沒有新意，不是從古典作品裏來的，便是從外國來的，也有從我這兒來的。我說句直率的話，你成不了詩人。但是你的散文倒有些詩意。」（北島〈聽風樓記──懷念馮亦代伯伯〉）年青詩人馮亦代以翻譯作為文學發展的方向，由此確立。

戰火邊緣下的香港，文學因緣及團體聚會依樣不絕，馮亦代曾回憶：

抗戰時期的香港學士台以及依山下坡的桃李台等，成了南來文化人聚居的地方。山腰是薄扶林道，山上林泉居裏住着戴望舒、穆麗娟和他們的掌上明珠大朵朵。薄扶林道下面第一級是學士台，住着穆時英夫婦，王道源夫婦，還有那時在蔚藍書局、後來投了汪（精衛）偽的杜衡，再下面是住在桃李台的張光宇、正宇兄弟，葉靈鳳、徐遲、袁水拍和卜少夫等人。

港島西環的學士台可謂文人薈萃，馮亦代和徐遲就是由此相識。當時聚居或曾居於當地者計有「戴望舒、葉靈鳳、徐遲、馮亦代、袁水拍、張光宇、張正宇、葉淺予、穆時英、杜衡、施蟄存、路易士等等作家和畫家」。陳智德形容學士台一帶在1939-1941年間是文化人聚集的「熱點」，「多少文藝活動的籌措、興辦刊物的計劃，以至文學思想的激盪，皆由此而迸發」（陳智德語）。由此可見，馮亦代乃至徐遲的文學實踐，與香港這個尚未被抗日戰火所侵擾，並造就文人交往的空間有着莫大關係。

抗日時期的文藝實踐

馮亦代居港期間，與其說以詩表達情感，毋寧說更多的是為抒情的載體──即文藝傳播媒介上的事務而努力。事實上，在《板蕩時代的抒情》中所勾勒的抗戰時期香港文學拼圖，就有不少馮亦代的身影。馮在香港期間，曾參與多份刊物的工作，包括任《星報》電訊翻譯、任《中國作家》經理、參與《耕耘》創刊工作、主編《戲劇與電影》，「介紹大後方的抗日戲劇與電影活動」，更曾在《藝林半月刊》雜誌聯署發表〈香港中國電影筆會宣言〉，標舉以電影配合抗戰建國的需要，強調電影對大眾的教育意義，在抗日中作出不同的文藝實踐。

另外傳為佳話的，是白領詩人「三騎士」的美稱。事源馮亦代在中環匯豐銀行大廈中央信託局上班，剛好徐遲在同大廈四樓「陶記公司」任職，而袁水拍則在五樓的中國銀行信託部工作，三位剛巧在同大廈上班的文友，幾乎每天聚首，不單自稱「三騎士」，下班後更會一起到擺花街逛書店，有時則到中環一帶幾家咖啡店交誼暢談，促成不少文人之緣，如馮亦代就是在咖啡座首次與喬冠華會面，繼而參加後者所辦的讀書會。由此可見，香港在抗日前夕乃至抗戰期間，提供了空間及氛圍，讓詩人文友們得以相聚交流，多少文藝和創作思想因而激發，終得付諸實現。

留一頁香港抒情史

馮亦代在香港的經歷，亦助這段抒情文學史數十年後續有留芳，蓋他曾寫過〈戴望舒在香港〉，可算是戴望舒的文友知音。而戴望舒曾因在日人報章下擔任編輯工作，而被視為敵偽，更眾人所指及檢舉。對此戴望舒自白：

我曾經在這裏坐過七星期的地牢，挨毒打，受饑餓，受盡殘酷的苦刑（然而我並沒有供出任何一個人）。我是到垂死的時候才被保釋出來抬回家中的。[…] 在這個境遇之中，如果人家利用了我的姓名（如徵文事），我能夠登報否認嗎？如果敵人的爪牙要求我做一件事，而這件事又是無關國家民族的利害的（如寫小說集跋事），我能夠斷然拒絕嗎？[…] 我的抵抗只能是消極的，沉默的。

詩人這封信塵封多年，未嘗得見於戴望舒的相關選集或全集中，直至1999年才由馮亦代提供，其後首次公開，不單反映戴望舒這位抒情詩人的心跡，多少亦是因為馮亦代與戴望舒在港之交誼所促成，以致信件穿越了約50年的時光，仍然表白着抒情的感懷。這正是一頁香港的抒情史。

書寫香港、觀照中國：抗戰時期香港文學史之意義

綜上可見，相類於抗戰時的孤島上海，其實香港也像是有着相對獨立生態的文學場域，有自己的文藝基礎和氛圍，加上適值戰爭，抗日意識隨之滲入文學作品，激起當時南來文人的不斷實踐及反思，形成了該段時間軸的香港文學性格。

微觀而言，徐和馮二人的詩歌文藝足跡，有助我們把香港與近代中國文學史並而觀之，突出香港其人其事其詩文在文學史上的意義；宏觀而言，上述的文學實踐引領我們思考文學本質──文學與政治及世變的關係，以及文學身處戰爭此一緊急狀態的境遇。

文學現實對話互動，特定時空陶鑄文學

陳智德認為，徐遲等來港後繼續書寫的南來文人，「有不少關於抗戰時期香港的描述，另方面他們也或多或少地從香港角度表達抗戰理念，當中對本身的文學理念亦有所調整。」香港的經歷，也促成他們的文學及人生路途有所轉折。

當然，他們亦透過文人相聚以及讀書會等吸收新知，思索創作方向，一方面反映了馬克思主義思潮在香港的流播及如何跟知識分子產生關聯，另一方面則反映戰爭和世局對文學的衝擊，從而讓後來者思索：若文學過份地為現況或政治動員的目標服務，會否令其藝術性褪色？從而深思文學的本質、角色、用處，以至使命（如果真有一個這樣的使命）何在。

環顧抗戰史，香港提供了一個在特定的空間，讓詩人文人們在特定的時間，讓文學與現實對話互動，從而陶鑄出新的文學表現。陳智德即認為「內地作家轉移至香港繼續抗戰文學工作時，所面對的實在不是一片空白的文化環境，而是有本身文化軌跡的城市」──當中新文學至少發展了十年；報刊的獨立言論傳統固定下來，加上讀者充足，成為抗戰之際香港接續和支援抗戰文藝工作的基本。這揭示出香港文學史，乃至香港的歷史意義。

抒情是戰火的忠實見證、真切沉思

抗戰爆發以降，中原「容不下風雅閒情」（陳國球教授語），德國詩人荷爾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人詩意棲居在大地上」的企慕因戰火頓成奢侈；二次大戰過後，集中營等戰爭劣行惡名昭彰，以致德國社會學家、哲學家阿多諾（T. W. Adorno）亦不禁慨嘆「奧斯威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是以為詩歌與文化在阻止人類互相殘害一事上的無能扼腕嘆息。然而抒情畢竟是人們念茲在茲的存在，必有迴響。

以抒情之名，直面抗日戰爭而蘊釀發芽的詩歌，形式寬廣，各有所趨，如前述反對徐遲，堅持將抒情詩當成抗戰鬥爭工具的詩人陳殘雲，在1941年的〈海濱散曲〉中就寫道「而竊取我們國家的財寶的人／夜夜都逍遙於海國／人們會歌功頌德／我呵，一個精神勞動者／竟變作流氓麼」，似隱約道出詩人自感面對亂世下的「無用」，但又隨即話峰一轉，「我要做光明的創造者／握着火把／向黑暗燃燒」，話語充滿戰鬥性，堅持用抒情對抗戰火；在中國大陸當過遠征軍的詩人穆旦（查良錚），曾書寫〈防空洞裏的抒情詩〉，「我是獨自走上了被炸毀的樓，／而發現我自己死在那兒／僵硬的，滿臉上是歡笑，眼淚，和嘆息。」略帶感傷地呈現戰爭帶來的寂滅和淒楚。

另一邊廂，曾在抗日初期到訪中國，目睹戰火的英國詩人奧登（W. H. Auden），則以〈來自中國的十四行詩〉（Sonnets from China），用感性、具耐心而又寄予希望祝福的筆調，寫下「這默默的花一般的人民已經很久／在這十八個行省裏建設着地球。」（The flower-like Hundred Families who for so long／In the Eighteen Provinces have modified the earth.）等詩句，歌頌國人面對戰爭的韌性和堅忍。局內人的切身感受；過客的熱心、同情和關注，共同豐富着戰爭狀態下的詩歌，留下了抒情的回聲。

哲學家柏拉圖（Plato）在他為追求人類社會理想秩序而構想的「理想國」中，揚言要把詩人放逐，這點或有商榷之處。而在戰爭的國度，詩人其實也不應該被放逐，因為他們詩篇中的抒情，正是戰火的忠實見證和真切沉思。

原刊於香港中華書局微信公眾號平台，本社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