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時代與教育發展

經歷了兩年多的新冠疫情，不少國家開始迎接疫後世界的來臨，希望能恢復疫前的常態；然而，疫情卻早已讓世界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到底其後的教育該如何回應？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乃至教育本身又該怎樣保持育人的使命？作為研討會第一位主題講者，香港大學榮休教授暨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程介明教授便剖析了「後疫」時代的全球趨勢，並闡述和展望未來教育的可能轉變和回應。

後疫時代，世界不再一樣

現在不少人在期待疫後世界會回復疫前的狀況，但程教授卻表示應該稱經歷了疫情的世界為「後疫」而非「疫後」，因為「後疫」並不等於回到疫前；「疫後」往往意味着疫情完結後，打掃災場。「後疫」卻代表着迎接一個新的時代，和以前完全不同。疫情正讓不少原本已在變化的東西加速，變得不可逆轉。

程教授特別指出在後疫時代教育的狀況：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2020年時指出，疫情令全球兒童失去了超過逾18000億小時的課堂時間，因而呼籲盡快重開學校。如何追回失去的學時，成為全球學校和教育工作者須面對的課題。然而，課時已然失去，又何來時間追回？另一方面，嘆息和躺平也於事無補。

在此情況下，教育工作者不能抱持終有一日會回復正常的心態。程教授特別點出，香港老師在疫情下尤其懂得「執生」和創新，沒有呻吟，沒有抱怨，沒有躺平，一切以為學生為首要關注目標，短時間內便迅速掌握了科技教學，並致力設計混合教學模式；他們亦在疫情下加深了解學生在疫下的不同需要，團結學校內外，體現了教師主導。前線教師的努力，令後疫的香港教育再不一樣。

後疫時代的香港教育：將本地優勢化為國家優勢

總而言之，「後疫」意味着疫情讓教育乃至全世界一腳踏進了原本在緩慢變化的未來。程教授表示，疫情加速了3方面本已在發生的轉變，令未來的變化更形加劇。首先是地緣政治方面，疫情中斷了各國往來，使供應鏈斷裂，令疫前本已在蘊釀的全球化加速退潮；也加劇了意識形態和敵意佔主導的仇恨意識，令我們享受了多年的和平生活未必能得以維持。

程教授指出，在這一趨勢下，香港教育應思考如何自處和回應，及面對這樣艱難的時刻；香港教育面對這一情況，應該走出舒適圈，並重新思考香港自身的定位。程教授特別提到，在香港融入大灣區的趨勢日益明顯下，香港更應進一步發揮自身作為國際都會的獨特特點和優勢，將這種本地優勢轉變為國家的優勢。同時香港在進入大灣區之餘，亦應走出傳統只以西方為主的教育圈子，致力面向東南亞、南亞、中亞等地，扮演區域教育的領袖角色。

針對後疫時代的國民教育，程教授亦特地點出這應該具備3個條件，方能真正落實在學校乃至學生當中：一、循序漸進：國民教育離不開社會發展和大勢，學生國民身份的養成，需要一個過程；二、全面設計：國民教育的教學不應限於課程和參觀，應發展更多元的學習模式；三、感同身受：應着重學生的親身體驗，也就是在內地生活的體驗。

元宇宙和社會劇變下的教育路向

另一個疫情加速的趨勢是科技猛進，特別是在大數據、元宇宙等發展趨勢下，人類的交往模式正在急劇變化；而去中心化趨勢已不可逆轉。但共享和個人化的趨勢，更需要人類擁有共享意識，才能讓元宇宙成為可能。

在這些發展趨勢下，程教授指出，疫下教育受科技的影響更深，且令線上教學成為常態化的學習方式。這令學生的自主學習發展和空間成為必要。故此後疫時代的教育更需要重新定義課外和校外學習：正規課堂外的學習活動變得更形重要，而元宇宙既擴闊了教學空間的可能，也在重新定義何謂教育工作者。

第三個疫情加速的趨勢是社會演變。程教授表示這方面的轉變在疫前的幾年已開始醞釀，而疫情則讓這些變化更根本、快速和徹底。例如大規模、標準化的工業生產模式，逐漸讓位於多元化、個別化的生產；同時社會急劇變化，也令不少企業無法預測未來，難以維持龐大編制，使大企業等科層機構日漸衰退。學校課程也因社會轉變急速，難以配合不斷變化的職業前途。這一方面令大學畢業生對口就業愈來愈少，也令他們對職業的想法很快發生變化，在職場的穩定性愈來愈低，轉工轉行、斜槓、創業、等日益普遍。

在如此急速變化的環境下，程教授認為教育也需要轉變，到底學生的職業前途將是怎樣？過去的職業途徑，是一條可望可即的階梯，沿着一個目標、一種希望、步步爬高，不作他想。現代的職業發展，很可能是喲中繞迴（squiggle），不斷有新的機會、新的可能、新的嘗試、新的窗口。如果仍然依循爬梯的思維，就難以適應和生存。

程教授認為，這種爬梯的過程，在學校裏面就已經開始，不利於學生的未來。

程教授進一步指出，在社會急劇變化下，未來教育改革應該關注4個層面：一、爬梯還是釋放；二、學歷還是學習；三、爭贏還是為人；四、內向還是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