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處理修訂《逃犯條例》失誤而傳出行政長官要「引咎」下台的消息，早在6月時已經「流傳」，街頭抗爭的「五大訴求」，最初亦包括「特首下台」（後來已不再提）；高官「引咎」或「要承擔責任」而辭職，並非香港的政治「傳統」，但絕大部分的政治評論和分析都認為，特首林鄭月娥無力應付目前的亂局，「換馬」也許是其中一條出路。
「換馬」殺傷力較動用駐軍輕
英國《金融時報》上周三刊出報道，指北京計劃明年3月撤換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外交部發言人在例行發布會上嚴辭直斥報道是「別有用心的政治謠言」，強調中央堅定支持特首依法施政……云云。外交部如此高調駁斥，令人對《金融時報》的報道打了折扣，然而，就在發言人反駁之後不久，外交部就把全部文字從官方網站刪除。
換特首的可能性有多大？我想其中一個考慮因素，是止暴平亂的進展，如果目前的街頭衝突和暴力破壞仍然無法平息，北京總要作出一個果斷決定。早前政府推出《禁蒙面法》，希望能起阻嚇作用，但看不見成效，而特區政府手頭還可以動用的「武器」已所剩無幾，最終如何解決亂局，還得由北京出手。
運用中央權力，主要不出兩招，一是動用駐港部隊（由特區政府提出請求），一是撤換特首、改組特區政府班子，重新再作部署。兩者比較，「換馬」的殺傷力顯然較輕，估計也可以得到民意支持，應該是較「理性」的抉擇。
換特首與否 香港未來都需大改革
有這種想法的人為數不少，他們對《金融時報》的報道應該不感到意外，甚至有「果然係咁」的反應，故此特首換人的消息在社會上並沒有太大迴響！反而有更多人在想，即使行政長官換人，香港現在的亂局能夠穩定下來嗎？在反修例風暴中冒出來的各種社會矛盾，新的政府班子有能力解決嗎？社會出現的嚴重撕裂，新特首可以化解平復嗎？
換特首與否，香港未來都需要一場大改革，解決以下幾個難題：
．如何重建民眾對政府的信任？
．如何重建警民關係，令民眾放下對警隊的敵意？
．如何重建中央與香港特區的關係，在北京部署的發展規劃中，香港的角色有沒有轉變？
．「粵港澳大灣區」香港還有什麼角色？反修例風波中港人的「反中」情緒，會否令香港在大灣區的作用大減？
．年輕一代反社會、抗拒國家、自決和港獨的傾向，將令香港「失去兩代人」，特區政府會有什麼對策？
．政制改革、雙普選是「五大訴求」之一，「和理非」代表人物如張炳良教授（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也提出應盡快重啟政改，特區政府會如何回應？
．香港國際形象因這次修例風波受到多大衝擊？美國如果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對香港會造成什麼影響？
．香港的經濟基礎有沒有受到動搖？陷入衰退之後，本地經濟可以靠什麼重拾上升動力（2003年有「自由行」，2008年靠物業市場，如今又如何）？
．房屋是深層次問題，本屆政府滿腹大計，但受挫於反修例風波，政府還是否可以開展一系列計劃如「明日大嶼」填海、公私營合作發展新界土地等？政府施政如何能得到民意和立法會支持？
北京對雙普選只會限得更嚴
後林鄭月娥年代，香港面對的是一個更脆弱的政治環境，官民之間缺乏互信，社會上因政見分歧而導致水火不容；香港在幾個月之間變成無領導、無方向、無安全感的城市，瀰漫着一片信心危機，情況比1980年代初主權談判時期更差！
香港政局發展，主要視乎北京的意向，北京把反修例的街頭抗爭定性為顏色革命，是外國勢力插手、意圖奪取香港的管治權。外媒和西方陣營的解說，則把街頭暴力行動說成是港人爭取民主自由、反對北京干預。說過了，「五大訴求」之中，最關鍵也最難有「共識」的，是實現雙普選，因為涉及政權落入什麼人手中的大問題，經過反修例一役，北京對雙普選只會限得更嚴而不會放鬆。
普選進程一拖再拖，即使現在起步，從草擬文件、諮詢公眾、立法會辯論，到通過落實執行，起碼要一屆立法會任期（4年），現在算來，2047年之前香港還有多少時間去落實雙普選？
特殊窗口或2047前「完成歷史任務」
從回歸初期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到近幾年北京強調一國先行、中央有全面管治權，北京對香港管治的思路、如何為香港定位，以至中央和特區之間的關係等，都在不斷調整。過去北京會盡量避免被說成「干預香港」，現在不但百無禁忌，更理直氣壯，背後原因，相信是跟中國崛起、內地產生了強烈的「制度自信」有關；兩制之中香港的特殊性、尤其跟西方銜接的特殊價值，在北京眼中已經沒有多大借鑑作用！香港剩下來的，或許只是功能上可以為內地提供服務的特殊窗口，而這個窗口的作用，可能在2047年前就完成了歷史任務！
內地經歷了30多年市場開放、融入世界經濟秩序之後，國力大增，但在這個過程中，內地政治體制和主流意識形態並沒有出現任何轉變，不但沒有向西方模式傾斜，反而對自身體制及發展模式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北京為香港定位，是融入以內地為主導的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以香港是大灣區其中一員的身分作為「亮點」，而非如過去般保持香港「單獨成員」的角色（香港在APEC［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世貿等國際組織都是以獨立成員身分參與）。
下台接班無關宏旨 港府代入角色就夠
陳坤耀教授最近接受《明報》專訪，提出「一個大膽建議」，「就是向中央要求，公開把50年不變的承諾延期30年」，他的意思，應是讓香港有更充裕時間發展普選。這個良好願望，在內地「制度自信」底氣十足的情況下，到底有多大機會實現？到了2047年，香港的「西方聯繫」對內地還有多大價值？在北京眼中，這些香港價值或許已不重要。
反修例風波一役，相信會令北京重新評估香港的作用和管治模式；林鄭下台與否已經不再重要，誰接班也無關宏旨，到北京的全盤策略出台，在台上的特區政府班子只需代入角色、「做好本分」就足夠。至於香港在全國的規劃中，重要性將無可避免逐步淡化。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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