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資訊科技發達，在共同建搆未來社會時，政府官員和持份者必須策略性地融合科技和以人為本的思维。正如管理學之父，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所言，科技是人類有系统和组織地發展的工具，以提升工作效益。科技的發展和人類文明息息相關，而我們面對的挑戰均是人的問題。 [註1] 筆者建議在發展智慧城市之時，香港需要同時懷抱人文和科技的觀點。
利用科技提高社會韌性
新冠肺炎疫情催使人類發揮敏捷度和創造力，以在這挑戰性時刻向前邁進。縱觀過去半年多的發展，為克服不確定和多變的元素，高階領導人不斷探討如何治理未來的社會——其環境涵蓋着動亂、新穎奇特、含糊不清、脆弱的和複雜的境況（簡寫為TUNA/VUCA）。[註2、3] 無論新冠肺炎疫情是否黑天鵝，領導人需要提昇業務連續性，重新評估機構的溝通機制，與社會和不同持份者之關係。事實上，新冠肺炎疫情催化了嶄新的科技應用，以確保資訊流通，工商業、公營服務暢順進行，和各國人民保持聯繫。毫無疑問，人工智能、機械人、一眾科技及數據平台等，將促進我們的社會進入「新常態」。
適應潮流 關顧人心
香港的智慧城市藍圖概述了運用各種各樣科技的可行性，其優點廣泛，跨越公共利益，和一系列有利可圖的應用方案。城市的發展需能夠吸引外來投資，適應千禧一代/Z世代年青人的購買力，應用高科技，如人工智能、區塊鏈、自動汔車和生物科技等，同時要贏得市民的信任，和保障人們的私隱。智慧城市不單只是基礎建設和科技，還需具生命意義，和人性化的設計。西班牙的巴塞羅拿（Barcelona）便是一個好例子。其城市發展按着Ildefons Cerdà大師的全面而適應生態模式，輔以現代的智能科技，把城市發展和人性的需要，例如：幸福感，視為核心原則。巴塞羅纳確是一個宜居城市，深受市民和遠方遊客的愛戴。
優良的設計能反映人類的情感，就如那些我們喜愛遊覽的城市，一些我們深愛的方案、系统、服務和產品，以及某些我們喜與朋友在線上分享的獨特時刻。試想像一下未來的社會，我們可彈性安排工作，創造生產力和效益；另一方面，我們可享受一站式、無缝整合的旅遊體驗。此外，當自由度提升時，我們可按個人的生活方式、處事態度、家庭責任、健康、財務、學習和社交等不同需要，選擇不同的服務模式。人們將珍視一個保障完整數據、尊重個人私隱的數碼新世代。在新經濟中，智慧城市發展，需兼備公平和包容性的成長元素。即使是弱勢社群，也應該能有自尊心和尊嚴地生活。如果真正將設計視為對未來的投資，並且將設計思维納入跨政策領域中，那麼該城市將憑藉創意氛圍，和親切的經驗為發展作好準備。
統整民眾的設計思維
城市需要系统性的領導力，為複雜性事宜導航和解決難題，召集出色的人才，集思廣益，團结各方的持份者，激勵變革，以取得正面成果。當代的城市需要更多具創造力的領導者，他們需要懂得把不同的點子連结起來，能夠感應外在廣泛的環境，以便更有效集中解決問題。城市建設的過程將扮演策略性角色，以激發企業家精神，創造更多以人為本的設計。再者，設計思维需建基於人們的思想、行為、社會趨勢、文化、政經和環境等因素，繼而帶動創新點子，以進一步發展，經模型化程序，再優化並推行。
智慧城市必須是人性化的城市。有些人認為政府的角色只是提供高效的服務，不必具創意。可是，伴隨着人們不斷增長的需求和期望，「共同設計」是一種有效的方式，以共同描述理念、願景，和打造社區，建立信任，即使是微小的一步，也能取得進展。現代的新經濟需要一個治理體系，和接受創新的心態，並且需有包容某程度的的混亂和失敗的胸襟。隨之而來的，是更新法規的需求，並重新設計已經過時的系统和服務。正如英國政府數碼服務團隊的Chris Ferguson，和英國皇家藝術學院海倫‧哈姆林（Helen Hamlyn）設計中心的Rama Gheerawo所倡導的，優良的設計是以人為中心的，而不是行政主導，可見設計思维的潮流正在改變。
現在的高科技的世界令人既興奮又擔憂。隨着不斷擴展的5G、人工智能、區塊鏈、物聯網、超级電腦、混合着虛擬與現實科技等，高科技的力量強大，既具有變革性，又可以拯救生命。但是，如果不負責任地使用科技，人們的私隱得不到保護，安全性得不到保證，或人們沒有意識到其利益，科技將難以獲得信任。美國麻省理工大學可感知城市實驗室的Carlo Ratti嘉許城市領導人、創新者和企業家，並提醒人們在發展智慧城市之時，需要重人文價值，和集中解決問題，提升用者體驗和社會福祉，「科技」不應放在出發點。
未來的社會需要把科技發展和人文策略交織在一起，以人為本的精神是具深遠意義的。愈來愈多的經濟體系和政府，將「設計」提昇到決策的層面。再者，設計思维與同理心的力量有助建立共融的社群，重視設計的公司能持續產出高效益，表現均優於其他機構。設計文化將促進城市品牌的建立，激發進取的創造力，豐富人類的生活，讓人們珍視創新的公共服務。重要的是，除了支持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的發展之外，我們應該把以人為本的設計思维，整合到領導力、策略、教育和未來人才培養中，讓創意、科技、藝術與人文智慧融合。
轉變不一定是壞事
新冠疫情確實為我們帶來很多挑戰，但也帶來不少機遇。2001年，彼得．德魯克在The Essential Drucker, The Best of Sixty Years of Peter Drucker’s Essential Writings on Management一書指出，美國第三任總统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曾明言：「 每一代人都需要一場新的革命」。[註4、5] 因此我們要發展具創新力和企業精神的社會（Entrepreneurial Society），讓創意思维成為穩定、持續的常態。[註6] 其實，早於1985年，德魯克在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and Principles一書提示，任何轉變均提供「創新」 的機會。新冠疫情仍屬「意想不到的事件」（The Unexpected）[註6] ，也提供了很多創新的機會，例如：近月發展了不同物料和款式的口罩、新型呼吸機、遠程醫療、數碼互聯網會議和教學、新的消費、服務和學習模式、博物館虛擬現實體驗等。再者，專家們預料新冠肺炎疫情將加速「醫療創新」、「人工智能與大數據的融合和廣泛應用」，並促進「社會可持續的智慧城市」發展 [註7]。
後新冠疫情時代的新常態將會是怎樣的？正如Creative Confidence（《創造力的信心》）一書作者David and Tom Kelly所說：「現在該釋放我們內心的創造力了」。[註8] 當城市向前邁進時，我們需要前瞻性思维方式和治理體系，共同描繪願景，以進取的創造力，公私營機構携手合作，發揮互相的協同效應。重新想像我們的未來，是需要創造力和综合性視角的。我們需要設計思维，開放的態度、框架，以容纳各種矛盾的觀點。我們還需要認知能力來協調不同的人、事、物。可幸的是香港以中國為腹地，也是一個擁有人才、資源和機會的福地。新冠疫情為香港，及全球各地帶來極大的挑戰，我們應該共同努力，懷抱科技、人工智能與人文智慧兼備的理想，共同創造一個美好的未來。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的觀點。
參考文獻：
[1] Drucker, P. F. (1970)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Society, Butterworth-Heinemann.
[2] TUNA 為Turbulent, Uncertain, Novel, Ambiguous 的簡寫， 意指動亂、不確定性，新穎、模棱兩可/模糊；VUCA 為Volatile, Uncertain, Complex, Ambiguous的簡寫，意指多變的、不明確的、錯綜複雜的、含糊的。TUNA 和 VUCA 兩者均指出多變和難以預測的外在環境，令過去可行的模式，不能在未來社會應用，令企業或機構領導人無所適從。
[3] Gordon, A. V. (2016) ‘You say VUCA, I say TUNA: how Oxford helps leaders face the complex and uncertain future’, Forbes, 6 April 2020.
[4] Drucker, P. F. (2001) The Essential Drucker, The Best of Sixty Years of Peter Drucker’s Essential Writings on Management, HarperCollins e-books.
[5] 托馬斯‧傑斐遜（英語：Thomas Jefferson，1743年4月13日—1826年7月4日），美利堅合眾國第三任總統（1801年—1809年）。同時也是《美國獨立宣言》主要起草人，及美國開國元勛中最具影響力者之一。
[6] Drucker, P. F. (1985)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and Principles, Butterworth-Heinemann.
[7] 法國巴黎銀行財富管理——投資導航：亞洲版（2020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料加速「可持續智慧城市」與「醫療創新」發展〉。
[8] Kelly, D., and Kelly, T. (2015). Creative Confidence – Unleashing the Creative Potential within Us All,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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