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應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香港近期也多了人談改革,行政長官李家超在10月1日的國慶酒會上也表示,「要乘二十屆三中全會東風推進改革,與國家同進步、共繁榮」。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與政策研究學系講座教授及顧問張炳良教授,在《信報》撰文表示香港是「改革之都」,唯自我革新漸失勁力,港式資本主義的體制缺陷急待解決。
在〈香港「改革」 關乎在新時代好好做回自己〉一文中,張炳良強調,應靈活運用「中國香港」身份,「致力國際循環,抓大放小,避免教條,勇拓空間」,透過「新經濟動能」再造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中介作用。
回歸後政經環境改變 官僚弱點盡露
張炳良在文章中表示,自上世紀二戰以來,香港一直逆境求變,在地緣政治狹縫中找空間、尋機遇,70年代起勵行改革,80、90年代出台不少長期改革,可說是「改革之都」。這種不靠政府引導市場的另類成功發展模式,使香港走向世界尖端,匯集各地人才,贏得國際樞紐地位,更成為內地改革開放早期的參照典範。香港回歸時實施一國兩制,就是為了保持香港這種獨特優勢,使之有利於國家的現代化。
回歸早期,首任特首董建華仍有延續公營部門改革,並且提出發展各種產業中心強化香港地位。但是,張炳良指出「自我革新漸失勁力,回歸後政經環境有變,使大時代官僚視野不足的弱點盡露」,「不少改革生不逢時,失色收場」,自此官員們似「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而傳統公務員「多拙於市場經營認知,主要依賴規管及派錢手段」。
反修例一場悲劇 加劇政經壓力
雖然本港一些經濟表現及民生指標。一直位於世界前列,但張炳良提到城市發展容量不足,經濟結構轉型乏力,反映出有體制缺陷,回歸前的制度已無法回應新世紀的全球化、區域競爭、數字經濟等衝擊,在內地經濟與科技急速崛起下,「香港相對優勢褪色,角色成疑」。
他形容2019年的反修例風波是一場悲劇,除了受普世通病──官僚主義的影響,更因為處理不好政制及國民教育問題,令到香港「身份政治極端化,議會失效,官員動輒得咎,政策改革滯後,且鄰避心態(NIMBY)日重」。因為普選問題,社會耗盡精力,變得泛政治化,長遠規劃改革備受忽視,最終分離主義抬頭,引爆反修例風波。
反修例風波後,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國家,感到香港倒退、自由受限,部分港人失去信心,移民潮再起。逐漸老化的香港經濟,面對投資和消費疲弱、政府財困,還要承受內地經濟處於瓶頸的衝擊,在經濟和政治的雙重壓力下,「自難政通人和」。張炳良指出,在生產要素(包括土地、資本、人力人才、科技)受到制約下,香港急須開拓和善用人才,擴大容量與產能,提升創新含量與增值,不能一味靠內地資金支撐股市、樓市以至服務業。
以大灣區為平台 重新打進世界
他稱,三中全會提出打造開放高地和國際高端人才聚集高地,正是香港可發揮優勢之處。香港要「在新時代好好做回自己的戰略地位,走出政經桎梏,更要做到『國家所需,香港所長』,配合深化改革」。他表示,香港要以大灣區為平台充實自己的強弱項,除了金融、專業服務等產業,也要銳意發展創科、教育及其他增值領域,「打進世界」。
張炳良認為,中央仍期望香港維持其獨特性及國際化,擴大對外包括西方的聯繫,所以要「再造中介作用」。「如何在一國兩制下既重國安也倡自由開放,既愛國也擁抱世界,在在考驗特區制度韌力及政府治理藝術」。他呼籲香港政商界人士要解放思想,重拾Can do精神,肯闖敢試,並忌浮誇,不要走入政治正確的窄巷,過分視所有懷疑、抵制或躺平的情緒為「軟對抗」,徒添對政府的疏離,否則「改革會事倍功半,容易陷入Catch 22之局」。
他表示,勇於改革的政府,需要爭取社會認受性、擁有逆向思考,與社會各界和公民社會緊密聯繫,才能有效動員各方資源,較能承受轉型帶來的陣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