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炳良：爭奪香港之戰？

區議會選舉結果公布後，有外媒形容為”the battle for Hong Kong”。（爭奪香港之戰）。

為何一場《逃犯條例》修例風波，會導致今天如此撕裂、有若陷入「內戰」的局面？政府及有關方面的應對失當，難辭其咎。

從那一刻起他們逐漸失去香港

其實稍有政治觸覺，當知在6月9日（民陣聲稱）「百萬人」上街抗議後，大局已變，本應立即止蝕、疏導民憤、化解危機，而不是只指有外力擺布，不正視己方錯失，單以制度強力壓下勇武示威者的衝擊，完全漠視「陽光」（相對於「北風」）策略的必要，看不到民心民怨所在，讓亂局蔓延。

從那一刻起，他們逐漸失去香港。單維的「止暴制亂」，反助長暴力和仇恨升級擴散。激進抗爭者採取「遍地開花」的策略，警方隨之起舞也加強在各區鎮暴的力度，於是「反對警暴、對抗暴政」取代了「反修例」成為7月起民間抗爭凝聚力量的主軸，而當這些抗爭深入不同社區，大大小小衝突現場遂變成把平民和學生進一步激進化的新場域。

不是政變是民變

這也解釋了為何今次區議會選舉，儘管反政府（所謂非建制）參選者合起來獲總得票不足六成，比例不見得懸殊（57%對41%），卻能每區皆佔多數，導致在17區「變天」的格局（離島區議會只因存在親建制的當然議席才不至「淪陷」）。

出現非建制拿到約八成議席的表面海嘯局面，投票率遠高出預期是關鍵因素，有學者估計，若只有六成而非七成，則建制派或有機會保住不少席位，雖然非建制仍會過半數。現在區區逆轉，在在顯示多數民意所趨，寧投旗幟鮮明的年輕抗爭者，不去計較有否社區服務往績，這樣的民心大逆轉，對政府而言才是大問題，它不是政變，但肯定是民變！

在暴力不斷升級下，泛民中的「和理非」支持者不與勇武派切割，尚可解釋為「和勇」合力的戰略運用，但經歷多月的街頭暴力和交通系統破壞，頗多市民開始受不了，為何未出現建制派欲見的民意逆轉呢？說白了就是因為社區上不少市民對政府的不滿超越其對抗爭暴力的討厭，他們要用選票懲罰當權者。主政者若仍看不清這種民情，就是活在另一平行時空。事情就如洪清田於11月29日撰文所言，每一步（看似）的「對」，合起來卻變成系統性的全面「錯」。

回歸制度與人道解決問題

今以ballot而非bullet來一個總清算，對香港是好事，因為市民大多認同回歸到制度去解決問題。多月動亂後，人心既求變也思靜，他們在觀望等待，看政府能否調整思維策略，創造社會對話和解、重建互信、開展改革的條件，否則另一機會之窗又錯過（註）。也看抗爭者拿了市民賦予的正當性後是否懂得進退藝術，在體制中尋求政治出路，否則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社會要從「內戰」狀態中走出來。從來戰爭中作戰各方都認定為正義而戰，於是制度暴力、造反暴力、仇恨等，皆被絕對化、神聖化，生命不被珍惜，人性理性可以扭曲。小魔鬼釋放出來，就像William Golding名著Lord of the Flies（中譯《蒼蠅王》）所描述般恐怖，最終失掉的還是各方聲稱去守護的香港價值與人道。不願香港撕裂、暴力化、自毁下去的市民，不論顏色都要發聲。

更關鍵的是北京如何解讀香港複雜的情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高調介入香港當前危機，增添更多不穩定的國際政治博弈元素。從來大國政治在正義修辭背後乃赤裸裸的功利計算，香港跟近月其他一些城市也發生的反政府抗爭運動有一個重要區別，就是涉及中國，一個在經濟和軍事力量上足以挑戰美國霸權地位的另類國家（西方視為具威脅的專制國家資本主義體系）。

香港愈亂對美國牽制中國愈有利

奧巴馬年代美國已進行重返亞太的國防及外交策略調整，至特朗普主政更確定為印太戰略，矛頭直指中國。由他發動的貿易戰，只是表面，背裏是一場對決性的、全方位的制度之戰。在美國要求下，歐日韓澳甚至部分南亞、東南亞國家已明顯歸邊，不似昔日在美中兩國之間維持平衡定位，而美英澳紐加的「五眼」情報聯盟正加強合作，配合攻勢，新冷戰已啟幕。

打從2014年佔中運動起香港問題的出現，既因中央對港政策盲點及香港政治和社會結構性矛盾所促使，也有特區政府及涉港官員誤判及處理失策的非必然因素，還與上述的國際大氣候變化有關。從來外力藉內因去發酵，香港愈亂，對美國牽制中國愈有利。

1992年美國通過《香港政策法》乃為了配合「一國兩制」，因當時押注於中國，但去年《經濟學人》雜誌已表示西方押錯注了，今天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是針對中國，押注於香港的反對派力量，構成其新印太戰略的一部分。美國一直視台灣為其「保護地」（protectorate），現今欲把香港也納入其保護傘，反映一些評論人所說的「中美共治」意圖。

加強操控必適得其反

北京不會不覺察美國的部署，故才把香港的危機定性為國家主權和安全問題（所謂顏色革命）。在「兩制」摩擦日劇、互信急降的劣勢下，中央官員憂慮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失去國家認同，投靠外力，因此才有《人民日報》（11月29日）「美國絕不是香港的恩主」、為何感恩美國干預的反問。

北京怕失去香港。但愈是焦慮，若只對香港操控加碼，把一些人民內部矛盾上升為敵我矛盾，必適得其反，墮入人家的政治圈套。固本清源，中央政府須全面而務實地檢討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實踐的得失。為何這麼多年，始終無法令大部分港人「人心回歸」呢？這關乎如何解讀港人心靈，及兩制之下「兩種身分」（國家、本土）和「兩種存在主義」（自由、法治、制度及生活方式上的差異）的共存互利。

回歸後中聯辦首任主任姜恩柱曾說過「香港是一本難懂的書」，若不懂得好好了解、處理和欣賞香港的異質性，動輒要求趨同，驅使本來「大中華」傾向者產生疏離，懷疑論者變成抗拒者，年輕一代自決、分離情緒日盛，於是中央又更強硬反應，自我應驗預言式的惡性循環下去，香港就會承受不了，失掉應有的光彩。

山雨欲來風滿樓，香港正處於另一政治轉折點，前景如何，得看主要博弈者如何把這盤殘棋捉下去，福禍盡在一念之差。

註：11月由青年智庫MWYO委託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進行的「各方對話」意見調查顯示，各方對話須在合適的社會氛圍下才可成事，而76%受訪者認為早前（9月26日）林鄭特首搞的社區對話無助於緩和社會局勢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張炳良簡介

張炳良教授於2012年7月至2017年6月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並兼任香港房屋委員會主席、香港海運港口局主席、香港物流發展局主席、香港機場管理局董事、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董事及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董事。

1974年畢業於香港大學，主修社會學及經濟學。其後於英國阿斯頓大學取得公共管理學碩士學位，及於倫敦經濟及政治學院取得政府研究哲學博士學位。他曾任香港教育學院（即今香港教育大學）校長及香港城市大學教授，專注研究管治、公共行政及公共政策，著作超過100篇學術期刊文章和書章，以及超過10本專書。他於2010年共同創辦亞洲公共行政學會，曾任會長。有關香港的中文論著包括：《變與不變：危機與轉型下的管治之道》（2001）；《公共管治策畧：特區八年政策得失》（2006）；《管治香港的難題：回歸10年反思》（2007）；《反思香港發展模式》（2009）;《不能迴避的現實──回顧任局長五年的房屋政策》（2018）；及《不能迴避的現實──回顧任局長五年的運輸政策》（2018）。長期活躍於社會及公共事務，曾擔任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及消費者委員會主席。1995-1997年為立法局議員及其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

離開局長崗位後，他現任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及香港科技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