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伊始，屋漏偏逢連夜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去年反《逃犯條例》修例引發的社會抗爭運動尚未止息之際，又發生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爆發，全城恐慌，經濟受壓。民望本已低迷的特區政府，面對雙重危機，雪上加霜，窘境盡顯，簡直像韓愈所言，「……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進學解〉）。
公共衛生及安全危機，往往暴露治理缺陷、低估風險、後知後覺，易招重大民怨。2003年香港「沙士」病疫加上反23條國安立法造成併發政治風暴，導致特首董建華最終下台。2005年美國卡特里娜風災、2009年台灣莫拉克風災及近月澳洲山火蔓延災難，也成政治轉捩點。
今天處境比2003年惡劣
2003年的危機，在政府收回國安法案及沙士受控，北京採取經濟支援手段［如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自由行］並由曾蔭權取代董建華後，總算告一段落。
那時的危機處理繫於幾大因素：
- 「兩制」關係仍大致和諧，以經濟融合策略助港紓緩政治壓力尚有作用；
- 國安立法擱置後，泛民陣營隨即把訴求轉向「雙普選」，而特區和中央政府也願意對話互動，留有出路；
- 儘管民情一度沸騰，社會未至全面撕裂，且整體上仍相信公務員體系，故一旦換帥，出身政務官的曾蔭權很快便取得民心（民調支持一度超過七成），遂能迅速療傷，重拾希望。
今天處境比2003年惡劣。2004年以來，政制改革蹉跎不前，2014年中央設定「8‧31」框架，使泛民及爭普選的市民感到「真普選」無望，抗爭走向激進化，「佔中」傘運造就本土自決思潮抬頭，並藉反修例抗爭全面社區化，去年11月區議會選舉更展現以選票「變天」的力量。
2003年的危機處理策略，用意雖好，可是開放自由行和大力推動經濟融合過於粗疏，未有顧及香港社會的承受能量限制，以及在內地經濟急速擴張下兩地資源和制度之間的不相稱，衍生種種矛盾衝突。23條立法失敗，中央耿耿於懷，怕港人不愛國，遂要求加強國民教育及愛國者才能治港，至2014年宣示「全面管治權」。在增強中央領導角色下，中聯辦由隱性走向剛性定位，引來「中環」「西環」究竟誰來主導的猜測。「兩制」關係愈趨緊張。
香港不再一樣 政治病看不到終結
經歷了反修例風波，特首林鄭月娥民望大跌。很多市民不再對「公務員治港」寄予厚望，甚至愈來愈多陰謀論指高層公務員政治掛帥、行事失掉昔日專業和章法。多月來，因政治班子失敗，令警隊成為唯一面對政治衝突的「鎮暴」力量，變得兩面不是人，押上經很多年努力才建立的專業操守聲譽。
雖然內地也是當年沙士病毒的源頭，但那時港人不若今天般排「內」，仍有點同是一家人的情感。而且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也不若今天般被視作強國威脅、政治倒退。美國對中國發動「制度衝突」之戰，固有其全球霸權戰略、遏止中國實力的考慮，但也把握了不少國家日益高漲的懼中疑中情緒，而武漢新病毒蔓延各國，更令國人成眾矢之的，災後中央實須檢討其全球策略。
特區政府若處理不好「兩制」平衡、忽視經營香港作為全球城市應有的特色，定必在新國際地緣政治中日受矮化，不單沒法在國際上為國家「加分」，更會因一些負面的中國因素被國際社會「扣分」。
從流行病學言，新病毒的威脅總有過去的一天（雖未知社會代價多大），但從政治學言，管治病仍看不到終結，或會加劇。示威衝擊行動雖在化整為零，但這不表示危機過去，因為根本矛盾只是捂着，固本培元無從談起，且公共衛生危機又滋生新的民怨和對政府更大的疏離敵視，今年9月立法會大選將見另一分水嶺。
「亂」正在風土化、長期化
目前，社會充斥仇怨。無論黃藍陣營、基層中產、工商專業、公務員等均感到心情鬱結無奈，逐漸失去對香港的信心，失去以往的自豪感。黃台之瓜何堪再摘？抗爭運動是國際矚目了，卻缺乏endgame（終局出路）。另邊廂，政府不斷念「止暴制亂」的經，同樣起不到解困實效。經歷了約8個月的「亂」正在風土化、長期化。香港已不再一樣，復和不會從天而降。
在其他國家城市，若出現這樣洶湧的否定政府的民情，結局不外乎政府更替或全面改組，撥亂反正、重新出發，為人民帶來轉機的希望。更為極端者，則或軍事接管（如幾年前的泰國），或造反派上台（即真的變天），重建秩序。在香港，中央不會實行軍管，也不會容許出現革命或政權變迭（regime change）。抗爭者十分清楚中央底線，目前看不到敢越雷池半步。香港民眾縱是萬般不滿政府，也不見得支持革命。
常言破壞容易建設難、反對容易當政難，市民明白箇中道理，故追求的仍屬體制內的改革。改組政府是中央可打的一張牌，但事態發展至今，中央官員的研判似乎覺得這一步變數太多，怕一旦處理不好會賠了夫人又折兵。可是，特區憲制秩序處理不了目前香港那種持久抗爭、民間抵制政府的新常態。
長此下去，政府憑什麼去領航社會、憑什麼驅使民眾與其同行甚至赴湯蹈火？管治的挑戰在於處理社會上存之已久、不易解決且涉及錯綜複雜利益的老大問題，並非單靠開庫派錢或強制力量就能奏效，需要社會同心凝聚意志、肯接受利益取捨才可踏出改革步伐。改革乏力，則反過來再打擊政府公信，惡性循環。
奈何政府屢次錯失與社會和解的機會（如早期不肯成立法定獨立調查委員會，致愈遲愈多顧忌，但卻沒有其他和解之途），改組政府或啟動政改都提不上日程，那麼局面又怎可有轉機呢？這種動彈不得、乾坤無路的狀態對香港至為不利。當人們看不到出路，就不再想像希望，客觀上等待所謂「攬炒」了。
普選及23條立法皆須解結
一國兩制本應具備制度活力，關鍵是如何拿揑「高度自治」及做好「港人治港」，使香港與內地皆能從中增值。中央堅持國家主權底線，也須肯定特區高度自治權限與空間，不能含糊。港人治港既是人也是制度的問題，須體現市民賦權。重建特區管治秩序與政治互信，繞開普選不會帶來突破，正如港人一直迴避23條立法便無助取得中央安心一樣。這兩個結皆須解開，再提上議程，尋求落實之道。
政治問題政治解決，否則困局持續下去，只會消耗掉得來不易的制度活力，也消磨掉社會上（尤其是年輕一代）的願景鬥志，最終國家和香港都淪為輸家。香港已臨歷史十字路口，是讓失望、挫敗與無奈像傳染病毒般風土化，還是扭轉棋局再展希望，走出再次燦爛的明天，一切都盡在對時局判斷的一念之差。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