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從科學角度看經濟學的災難

編按：5月20日，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應「人文經濟講座」邀請，於深圳參與主題為《從科學角度看經濟學的災難》的講座。以下為張五常的演講記錄稿：

各位同學，今年我81歲，朋友堅持認為我是82了。按中國算法我是82歲，我24歲讀大學本科，第一年學經濟學，是57年前了。我做經濟研究全憑自己興趣做的，但最近我用了一年時間重新大修經濟解釋，十幾年前三卷，現在變成五卷。修到最後知道自己在學術上走到盡頭了。

我的朋友科斯（Ronald Harry Coase）一直作到百歲，我認為自己到81歲不要再做了。主要的原因是智力不下跌，想像力也沒有，但短暫的記憶力下跌很快。早上想到的，下午就忘記了。小孩3歲時候的事情我記得，但早上想的，兩小時後就不記得了。想到的東西，我用紙記下，但跟着找不到紙了。思想的發展是很多瑣碎事情加起來的。我聽說這是老人家的症狀，每個人都如此。所以我想改完這次不再做了，做其他事情。現在還擔心的，是很多以前大師寫的文章和書，不斷修改，不一定是改好，可能是改壞了的。我重新再改，當然辛苦，但我擔心改壞了，所以我改的過程不斷寄文稿給朋友，問他們我有沒有改進，他們都說改進了。最近五卷完成，交了出去。做這樣的事，不是為了錢。

追求文章傳世

我做其他事情可以賺很多錢。做學術研究對我來說，也不是為了名。當年給我博士學位時，因為外國學生要給50美金。我說不要了。一紙博士哪裏值50元呢！校主任教過我的，追了出來，說一定要我拿這個文憑，說我幫你出錢，我就不好意思不要了。老實說，沒什麼用。我除了給學生寫介紹信，從不說自己是什麼博士，對我來說，一篇好的文章重要。我的觀點很多朋友一樣看法，但不容易寫的。一些人寫了很多，但是文章寫完，30、50年後還有人記得就不錯了。

你問我追求什麼，我追求文章傳世。頭銜、金錢可以不要，但我辛苦寫出來的文章不是為了升級和你們讚揚，我希望100年後還有人看到我的文章。有個瑞典主管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很多年的朋友，十年前我問他，你們的諾貝爾獎提到那麼多文章，除了科斯的兩篇，還有哪篇可以傳世50年？他想了兩個小時，一篇也說不出來。客觀看自己，我認為自己機會不會比科斯差。證據是1959年我在芝加哥出版的《佃農理論》，賣5元一本，現在網上用過的賣800元，新的賣2000元。現在看起來，很特別的現象，你怎批評我都好，但我的文章死不了！

我沒寫過大紅大紫的文章，這些文章隔幾年沒人理了。我寫蜜蜂、婚姻、佃農都還存在。美國大名大學的學生，不會讀我的，他們要讀自己老師的。但是那些次等一些的大學，老師寫不了的，學生們都讀我的文章，這就增加了傳世的機會。回看這些，是比較滿意的。傳世的文章，要有新意，要說真理，有趣味性，才有持久的能力。

很多大紅大紫的文章，經不起時間的考驗。當年我寫《佃農理論》，說我錯的人無數，編輯問我要回應不，我說不回應。文章是自己思想，有自己的生命，我不能干預。批評我的人不知去哪裏了，我文章還在。提到分成合約，你不能不說張五常。就這麼簡單。

事實上我也是幸運的。很多年前在美國，他們說到一個經濟學者有創作高峰期。有一個高峰期已經不錯了，如果有兩個峰期，這間隔會多久了？科斯是1937年到1960年，相距23年，人們認為是奇蹟。我的《佃農理論》是一個峰，我的《經濟解釋》也是，能傳世是沒問題的，這是2017年，兩者相隔50年。我認為在這點，我比科斯幸運。為什麼呢？我有一個簡單解釋，我從來不認為我比科斯聰明，也不認為他比我聰明，為何我能相隔50年呢？很簡單，他們只見到的是一個世界，而我見到了兩個。

小時候我經過飢荒日子，得到的經驗很多人沒有的，農村的經驗讓我寫《佃農理論》第八章時，不管阿爾欽還是誰，他們說找不到寫佃農更精彩的。因為飢荒時候我在農地奔走，我知道如何農作。我寫佃農時，推斷是完整的，如有神助。阿爾欽看到第八章，拍案叫絕，奔走相告。後來我到芝加哥大學，他們看到這章，以為我是農業經濟的頂級專家。

真實世界是經濟學者唯一實驗室。我到處跑，回到香港，很多人說我不務正業，放棄學術。今天還有人這樣說。如果我不是到處跑，怎能寫出《經濟解釋》那些案例呢？我不是只是到處跑那麼簡單，我做很多項目的小投資。拿到的資料可靠。有幾間工廠，我給電話問工人情況，他們一定要對我說真話，因為我有投資。

另一個例子，2008年我出版了《中國的經濟制度》，會傳世的。這跟官方說的是兩回事。不是不信他們，而是容易被誤導。跟地方政府官員喝酒聊天，左問右問，問他們污水怎處理。我寫了這書幾年，中國給我幫忙很大。我給電話地區幹部他們馬上飛來，他們也想知道我們現在的制度到底如何。他們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我到處跑，在香港被批評為放棄了學術，你要批評我就給篇文章我看！我寫蜜蜂、座位票價、婚姻，每篇都在。這個歷程是不容易的。經濟學是實證科學，需要實驗室的，真實世界是經濟學唯一實驗室。我看得多、快，我對馬歇爾欣賞，他跑工廠好幾年才寫了他的名著，但我認為低能。跑了幾年工廠怎會不知道合約怎安排呢？我敬仰科斯，但認為他太慢了，很多細節可以不管就不管，他慢，我快。有些事情你要知道多一點，但在實驗室操作的行為，竟然被經濟學同行批評，這是經濟學的災難。

不靠數字作分析

你看那些統計分析，回歸分析，不知所云，廢物一堆。我寫的是真實世界。很多年前我也做過回歸分析，比較可靠的數字很少有。現在那些回歸分析，算什麼學問呢？1975年左右，我開始對經濟學的發展不滿意，在一個會議上，我評論一篇文章，拍案大罵，說這樣的垃圾怎能算學問呢。我說完後全場震驚。科斯在場，拉我到一旁說，你客氣一點啊。科斯到去世前十幾年，他也批評了。

現在我的看法，是可能有很多種經濟學，用途不同，我認為垃圾的，可能有其他用途。我認為是災難的，科斯最後十幾年也這樣認為，但是我們認為的原因不一定相同。他認為經濟學的災難是和真實世界脫節了，是黑板經濟學。所以他反對。我反對的理由，是現在的經濟學無從驗證。所謂的驗證不是真的驗證，完全沒有解釋能力。科斯希望，好的經濟學能夠在中國搞起來，他的希望我當然支持。但是他又希望我一個人把它搞起來，我說不容易的，盡己所能，把《經濟解釋》修改一次，已經做到盡頭了。

我對經濟學悲觀的原因，是個人的看法。不代表經濟學家們的看法。我的老師赫舒拉發（Jack Hirshleifer）認為現在經濟學有好的地方，我就認為全是垃圾。我說我的看法時，要從頭說起。我走經濟學發展的路，你要知道我到了24歲才讀大學，在中學幾乎沒升過級。但我做生意，逃過難，經歷過飢荒日子。這對我以後的經濟學是有用的。1959年年我在美國加州讀本科時，從那開始，我的運程沒有其他人比我更好。

整個20世紀經濟學大師，我幾乎全認識，樂意教我的大師無數。我在西雅圖，經濟學大師們飛到西雅圖，一定要找我聊天。我本科一年級，英文也不好，但這是我唯一機會，我超齡了，所以不看成績直接錄取我。1961年我拿了學士，1962年碩士，跟着我做了個天才的決定：1962年考博士，我決定不考，而是等阿爾欽回來，我要考他的試。後來隔了三年才考，要考阿爾欽的題。我旁聽他的課，是我最好的決定。那兩三年我到處聽課，和同學們討論，學了很多。

而其中一件今天看起來不大可能的事，20世紀的邏輯學大師卡爾納普，竟然在UCLA教本科一年級邏輯。他一上課，我們就爭位置，辯論科學方法，辯論什麼是驗證。當時弗里德曼已經發表了他的科學方法論。我個人認為，弗里德曼不到家，薩繆爾森不到家。

我偷聽卡爾納普的課，受到科學方法論的訓練，後來我在《經濟解釋》就寫了《科學的方法》。我跟老師阿爾欽是有分歧的，後來有人告訴我，他臨死前幾年說自己是錯的。分歧是觀察上的事。要驗證一個假說，如說甲發生，乙則發生。但驗證時候甲和乙要真有其事。弗里德曼不知道，阿爾欽也不知，後來他才知道。

現在回到經濟學理論，效用理論我完全不用。貝克爾用，他常讚我。但我說是沒有功用的，可以不用則不用。需求定律，世界上沒有需求曲線這東西，是經濟學者的想像。需求定律說價格和需求量的關係。價格是事實，看得到，但需求量是意圖的需求，沒有的，看不到。但講需求定律不能不說。世界上是沒有需求量這回事，單為這需求量我沒法取消。效用、功用我可以都不要，但需求量無法取消。終於我想出來怎處理了。你要驗證需求定律，一定要處理需求量。

我走自己的路，等阿爾欽回來，在思想上掙扎。等他回來那幾年，把科學方法論弄明白，還有其他問題。我到處旁聽，在圖書館看書，忙得不得了。我問阿爾欽怎寫博士論文，他說是你要寫論文不是我寫，你要問自己。我又去問赫舒拉發，他說你到圖書館，找出名的那些論文，看別人怎看。我就去了，找奈特，費雪等人的論文看，得到一個結論，天才的作品，基本上不及格。

為什麼呢？理論漂亮，但沒有驗證！經濟學不是實證科學嗎，薩繆爾森的書，還有費雪寫等優曲線，驗證全是零。這就是問題了。在UCLA，天天說驗證，阿爾欽，弗里德曼都是，但看他們的論文，驗證在哪裏呢？唯一對我影響的，弗里德曼1957年發表的《消費函數理論》，有驗證。這本書好，是唯一的。我寫論文一定要驗證，《佃農理論》從頭到尾都是驗證，還有中國的婚姻等文章也是。經濟學不是說說而已。

1969年我要找工作，去了西雅圖華大，去了三個月他們就無端端升我做了正教授。升我同時，系主任諾斯（後來諾獎得主），還有院長，都對我說，我做什麼都可以，希望你教學多點，但不教也行，做研究，發表文章與否都可以！完全不能想像的，當年我一點壓力都沒有，全是為了自己過癮而寫！看看現在的大學，替他們的老師可憐，怎能寫出好文章呢？都是被迫寫的，他們要算文章數量。

兩件錯事

我做錯了兩件事，第一件是我見到有那麼大的方便給我，雄心勃勃，我從事研究發明專利和商業秘密的合約，這是大錯也！美國的研究基金，見我申請，給我很多錢要我研究，我動用基金買了幾百份合約回來，包括商業秘密租用，發明專利的種種合約，一個大櫃子那麼多，還有一隊助手。但我得到收穫是零。發明專利是很專業的，不知他們說什麼。你要知道要請專家、律師，很貴很貴的。看到這些我是欲哭無淚。我寫了報告，但基本上收穫甚少，我做研究是殺氣騰騰的，但卻碰到了鐵牆鐵壁。你們可以去拿那些發明專利合約看看，是弄不明白說什麼的。浪費了我的時間。

第二個失敗，是我替石油公司做顧問，1976年，幾家大公司找我做顧問，我做的是加州標準石油公司。資料什麼都有，也去現場參觀。他們要我分析對石油的安排為何要那樣做。我寫了報告，他們說是最好的石油的報告。阿爾欽看後，說沒見過寫得更好的。但文章不能發表，合約有規定的。

石油公司的人對我說，有人認為我們的石油協議是串謀，我們想知道到底是不是，你不需要上庭作證，你只需要告訴我們是不是即可。看過這報告的人都說精彩。這也花了我不少時間。跟着我回到香港，跟進中國，寫了很多文章。你看我的《賣桔者言》，《再論中國》，《中國的前途》等，學術上如何，將來歷史會有評價。

「解釋」（explanation）一詞有好幾種意思。看風水是一種解釋，信不信由你。不少人相信，風水先生這個行業因而在中國存在了幾千年，歷久不衰。以圖表分析及推斷股市走勢沒有數千年，但股市歷史有多久這種圖表派的學問就存在了多久。我稱股市的圖表派為風水派，信之者不乏人，所以其服務市場有價。我曾經指出，這是意圖以事實解釋事實，信之者其結局如何沒有人作過統計吧。

解釋不一定可以推斷

一個小孩子逃學，母親問為什麼，這孩子聰明誠實，作了解釋。他提供的解釋應該對，但通常是一些特殊情況，不能一般性地引申到他的其他行為上。

歷史學家對史實的解釋擇其佳者，我既欣賞也佩服，尤其是中國的史學家記得年輕時讀唐人杜牧的《阿房宮賦》，在結語中他寫道：「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我不僅拜服小杜的文采，也對影響了他的史書嚮往起來。

當然，歷史學家的觀點與引用的史實可能錯，但錯失任何學問都可能出現，可以被後人修正。問題是，不管史學家的學問如何精確，不管他們對史實的考查如何慎重、客觀，他們對史實的發展不能在事前肯定地推斷。上佳的史學可信可靠，對史實的解釋也精彩，問題是這門曾經教我很多的學問不能肯定地在史實出現之前作出推斷。

換言之，歷史學者不能像我那樣，在1981年肯定地推斷中國會改走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的路，當年我不是碰巧的。把自己的名字押上去不是兒戲這類推斷當然不容易，因為要有足夠的局限轉變的掌握，但只有經濟學才可以在事前作出這類準確的推斷。

再說鈔票失踪的例子

回頭說多年前我提出的──今天不少美國大學採用的──那紙百元鈔票掉在人行路的地上會失踪的例子，所有其他科學皆不能解釋該鈔票會失踪，但經濟學可以，而且可在失踪之前推斷，指出在一些情況下該鈔票一定會失踪，萬無一失，跟牛頓說蘋果脫離了樹枝會掉到地上去一樣。

當然，任何人──就是小孩子──也可以容易地推斷該鈔票會失踪，也會知道要指定的是些什麼情況經濟學的關鍵貢獻是：足以解釋鈔票失踪的理論架構，適當地採用，可以解釋及推斷人類的所有行為！

外人看來是小題大做了解釋路上的鈔票失踪，經濟學武斷地提出三項公理（axioms）其一是需求定律：價格或代價下降需求量會增加──例如沒有公安在場行人會偏於拾取該鈔票。

其二是成本是最高的代價──例如一個人趕着上路，他拾取鈔票的意圖會下降。

其三是競爭的含意──鈔票可以在市場競投物品，面額愈大競爭會愈激烈說是小題大做，但經濟學的整體就是那麼多，要解釋複雜無比的現象，經濟學的整體也就是那麼多。

這三個屬公理性的基礎非常重要。屬淺學問吧？非也。在社會競爭下引進交易或制度費用，為了減少這些費用，道德與風俗的教誨會在社會出現，在某些風俗的約束下可能出現路不拾遺的情況，解釋了鈔票不失踪，或拾取者把鈔票交到公安去。不是套套邏輯，但引進新的局限，可以驗證的，要客觀地下工夫。

公理性的解釋是事前推斷的關鍵

轉到本節要說的重心話題。屬公理性的科學是可以驗證的，即是可以提出有機會被事實推翻的假說。可以驗證於是成為一種實證科學。事後解釋好些其他學問都可以，但事前可以推斷的學問一定要是公理性（axiomatic）公理性的科學可以推出讓事實驗證的假說這樣處理，事前推斷與事後解釋的性質相同，雖然難度不一樣自然科學。物理，生物，化學，全部是公理性的，但在社會科學中只有經濟學是公理性，所以驗證假說在經濟學非常重要。

在西方，經濟學重視假說驗證出現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約20年，其主要參與者集中在幾間大學。其後的不幸發展源於要算文章發表的數量，沒有多少內容的數學與容易誤導的統計分析變得盛行，願意多花時間考查真實世界的局限的經濟學者近於消失了。

統計學說的驗證（testing）可不是理論假說的驗證。沒有牽涉到需求定律，成本概念與競爭含意這三者並存的經濟分析，是無從推出可以驗證的有解釋力的假說的。

想當年，老師阿爾欽教需求定律，不用任何圖表或方程式，講足15年課。今天我可以倍之。當年學成本概念與競爭含意，我苦讀，苦思三年，跟着在博士後，單是成本（包括租值與交易費用）我繼續苦思數十年。

今天，從西方回歸的同學告訴我，上述的三個基礎或公理，他們的老師基本上不教，可能因為老師們不懂吧。這些不可或缺的經濟學基礎，既不教也不學，怎能推出可以驗證的經濟假說呢？

原刊於人文經濟學會微信平台，本社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