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納稅人對教育的慷慨資助,不是舉世無雙也差不多了吧。花了那麼多錢搞教育,效果又怎樣呢?這是個尷尬問題。從美國回港任教17年,我個人的感覺是,香港的學生讀書考試很有兩手,但從學問的角度看,則乏善可陳。
近幾年來,香港推行教育不遺餘力。政府激增教育經費,大力推行委員管治。關心教育的人愈來愈多,言論此起彼伏,好不熱鬧。我覺得好些專家的言論深不可測,聽不明,看不懂,但自己既然不是教育專家,也就算了。然而,年多來我見到楊老弟懷康在《壹週刊》屢次大發牢騷,和教育專家們過不去,我沒有細讀他的文章,也想回應一下。這不是故意偏袒楊老弟,而是認為他是後一輩中,中、英語皆有水平,而文筆以外也有學問,他發的牢騷我們不能等閒視之。
我是搞學問的,但不是一個教育專家。在學問上,我的缺點很明確:30年來不讀書;中文下筆別字應有盡有;英語文法錯得一塌糊塗!但也有過人之處:中英二語不分高下,行文清楚明朗;古、今、中、外的學問,我所知的足以在《信報》擺擂台。提到這些,是要說明我是個完全不依傳統教育規則來追求學問的人。因此,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談教育,觀點不一定對,但別開生面,對教育之道提出另一種看法,有點意思吧。
簡單地說,我是個純從興趣出發而搞學問的人,半點其他意圖也沒有。我認為興趣是由自己發掘出來的,而這發掘的第一步,是要找出某門學問的一些重點。我認為拜師求學,不是要求老師的知識,因為他的知識可從書本、文章上讀到,而是求他指點迷津,學他的思考方法。我也認為人類的知識是一個巨大無比的金礦,也是蘇東坡所說的清風明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要爭取,金錢不管用,但要大費功夫。
很不幸,以上這些,香港的學生不知道。你不知,我不知,他也不知,大家都不知,學術氣氛就搞不起。回港教學17年,我從一開始就意圖在自己的系內搞好學術氣氛,但老是舉步維艱。近幾年,校方給我們較大的自由,同事之間的學術氣氛有明顯的改進,但因為沒有學生的協助——沒有學生在課室之外不斷地跟教師研討——成果怎樣也及不上美國大學的一半。
是的,香港的學生永遠是以工作的出路——或為印在名片上的名銜——而讀書的。可不是嗎?幾年前政府說有兩萬個山坡要處理,申請讀土木工程的就人山人海,此前稱霸的電機工程就不能不退位讓賢。也是幾年前,學生不肯定回歸後香港的法律行業會怎樣,港大法律學院的收生收得很差勁;今天,該學院收生的成績變得大有可觀。諸如此類的、變來變去的例子,我在港大見過不下十次。當一個中學生跑來問我選修哪個學系為上,我知道他不會是為興趣而問的。我今天對類似問題的答案,千篇一律:不要選出路,選興趣,因為今天出路這系好,畢業時可能變了卦。
香港的學生對學術提不起興趣,人浮於事當然是一個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教育署管課本,考試局管考試、成績,大學資助委員會管衡量,管研究。香港的學生於是從幼稚園起就為考試而讀書,考試以外的知識他們漠不關心;中學的老師是以學生的會考成績來定高下,老師自己有什麼啟發力,有什麼創見,膽子再大也不敢搬出來。
近幾年,大學教師的研究,在委員的審核下,是以文章的多少及發表學報的國際性為依歸,有沒有內容,是否「有料到」,就完全沒有顧及。委員們似乎不知道,一個稍有分量的創見,一個稍有影響力的發現或觀點,往往是十年八載的功夫。
我說自己不是個教育專家,是衷心話。但我說的是正規的香港教育,非正規的我倒有兩手。舉一些例子吧。
1970年,我的一個外甥在香港沒有大學收容,跑到美國去跟我讀書。孺子可教,只六年他就拿到博士。我教他什麼呢?第一,週末要跟我去釣魚,不准讀書。第二,垂釣或下棋之際我教他怎樣找重點,尋興趣。第三,選老師時不要管教得好不好,但求老師博而深。這位外甥的名字是S. Y. Chiu。今天,在國際學術上,沒有一位研究細胞的學者沒聽過他的名字。1979年,我替兩個在廣州的外甥女辦手續,帶她們到美國跟我讀書。到美之初,她倆面有菜色,英語目不識丁,但六年後因為有學問而有了專業。是的,70年代,有十多個在香港進不了大學的學子,到美國跟我求學,都有類似的成果。
其實,我這個非教育專家的所謂教育,教來教去都是那幾句。學問要從興趣入手,在重點出擊。腦子要多休息,但讀書時要集中,心領神會。任何科目,值得讀的文章不多,所以選文而攻之所花的時間應該比讀的時間長。讀不是信,而是考慮,所以每有會意,就要停下來細想。選老師的唯一準則,是學問的水平,不顧其他。發問很重要,所以要想好題目,一見到老師就問。如上所說的法門,顯淺不過,但全部都是與香港的教育制度脫了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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